張杰 國發院研究員、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報告指出：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努力穩定對外貿易，調整出口退稅負擔機制，清理規范進出口環節收費，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出口結構發生積極變化。
解讀：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一體化進程受阻，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出現區域化和碎片化的新苗頭，全球貨物貿易增速可能出現大停滯乃至大倒退的情形下，中國最高領導決策層以繼續深入推進對外開放的戰略膽魄，立足于通過市場化改革來推進中國出口結構的轉型升級和出口競爭力的優化，維持和提高了中國作為最大出口國的地位，為中國制造業立國的發展戰略奠定扎實基礎。
報告指出：針對工業增速下降、企業效益下滑，我們一手抓新興產業培育，一手抓傳統產業改造提升。
解讀：中央已經充分認識到某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對中國制造業競爭力提升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負面影響，認識到通過去產能來重塑中國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高度重要性。報告提供的數據”近三年淘汰落后煉鋼煉鐵產能9000多萬噸、水泥2.3億噸、平板玻璃7600多萬重量箱、電解鋁100多萬噸“，這充分說明，中國政府已經對去產能工作動了真格，并且做了充分的應對和解決措施，中央政府必將在今后三年內打贏去產能的攻堅戰役。
報告指出：強化創新引領作用，為發展注入強大動力。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解讀：報告所設定的2020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5%，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的具體目標，這體現了中央已經對落實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僅有總體戰略部署，也制訂了具體的實施計劃。中國一旦在2020年實現了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5%，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的預定目標，中國在今后10-20年維持中高速增長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報告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做減法，又做加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使供給和需求協同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解讀：報告明確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戰略舉措，這說明中央最高領導層已經高度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后中國結構性改革的總領和核心任務。而且，這個認識具有全新的視角，強調供給和需求的協同管理，而不是僅僅依靠供給側的改革。而且指明了供給側改革的核心途徑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釋放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報告指出：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經濟發展必然會有新舊動能迭代更替的過程，當傳統動能由強變弱時，需要新動能異軍突起和傳統動能轉型，形成新的“雙引擎”，才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躍上新臺階。當前我國發展正處于這樣一個關鍵時期，必須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發展新經濟。
解讀：報告指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面臨的兩個核心任務，一是做強中國的傳統產業，二是發展壯大中國的新興戰略產業。需要警惕的一個認識誤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是將中國的經濟發展動力完全交給新興戰略產業，而是在做強中國的傳統產業的基礎上，來謀取新興戰略產業的發展格局。這才是新的“雙引擎”驅動經濟發展的內涵。
報告指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改革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深化國有商業銀行和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發展民營銀行，啟動投貸聯動試點。推進股票、債券市場改革和法治化建設，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解讀：報告反映出的是，中央對如何推進中國的金融體系改革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有了更為清醒和全面的認識。特別要重視兩個有亮點的提法，第一是發展民營銀行，表明中國今后將鼓勵民營銀行的設立和發展，作為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第二是推進股票、債券市場改革和法治化建設，表明中央立足于通過市場化和法治化的途徑，來監管和促進資本市場發展的新思路定位。
報告指出：提升消費品品質。加快質量安全標準與國際標準接軌，建立商品質量懲罰性賠償制度。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
解讀：報告首次提出了工匠精神，說明中央認識到產品質量和對中國制造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當前制約中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突出短板是中國并未形成一個精益制造的生態體系，突出表現為“小而散”的制造業企業在產品質量以及產品設計的基礎能力普遍不足，關鍵零配件和高端生產設備的創新研發能力嚴重缺失，“工匠精神”和專業化精神嚴重喪失。對于中國多數地區的發展邏輯而言，不可能超越工業2.0和3.0階段，而依靠所謂的“彎道超車”技巧一步跨越到工業4.0階段。中國當前的核心問題不僅僅是要全面發展工業4.0，更重要的是要彌補工業3.0和2.0的短板。因此，中國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應該落在扎實構筑精益制造生態體系以及相關核心支撐條件方面，切不可犯冒進主義，盲目追求智能制造和互聯網制造。
報告指出：著力化解過剩產能和降本增效。重點抓好鋼鐵、煤炭等困難行業去產能，堅持市場倒逼、企業主體、地方組織、中央支持，運用經濟、法律、技術、環保、質量、安全等手段，嚴格控制新增產能，堅決淘汰落后產能，有序退出過剩產能。采取兼并重組、債務重組或破產清算等措施，積極穩妥處置“僵尸企業”。完善財政、金融等支持政策，中央財政安排1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重點用于職工分流安置。采取綜合措施，降低企業交易、物流、財務、用能等成本，堅決遏制涉企亂收費行為。
解讀：報告指出了落實和推進去產能工作的重點領域和具體工作思路。從中國此輪產能過剩形成的內在機制來看，需要依靠市場化的手段來加以有效解決，然而，從此輪產能過剩的地域分布特征來看，則需要政府主導力量以及中央政府財政兜底才能加以徹底解決，這種兩難局面決定了中央在推進和落實去產能工作中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和所需的全新政策操作思維。中央需要抓緊設立以中央財政資金為主的三類獎勵和扶持發展專項基金：第一，針對內部退養工人、轉崗就業創業工人、內部安置工人以及公益性崗位托底安置工人這四類由去產能以及去除僵尸企業所引發的失業工人，應設立專門的中央去產能失業就業扶助專項基金。據我們測算，該專項基金累計需要的財政資金總額可能要達到2000-4000億元；第二，針對重點去產能區域的產業轉型升級以及新產業發展困局，特別是針對那些既是去產能的重點地區，同時也是經濟增長增速快速下滑的地區，而且，這些地區往往也是地方財政支出剛性乃至財政收支入不敷出的地區，針對這些特定地區的去產能工作中可能面臨的巨大地方利益阻力以及現實存在的經濟發展挑戰，有必要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臺針對促進這些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以及新產業發展的中央產業發展促進專項基金；第三，針對在消除僵尸企業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債務、要素流轉（包括生產設備轉讓）、技術轉讓、兼并重組以及歷史遺留問題等各種難題，建議適當設立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成立聯合性質的僵尸企業專項基金，用于獎勵與鼓勵僵尸企業的退出、重組兼并乃至轉型升級活動。
報告指出：發揮有效投資對穩增長調結構的關鍵作用。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繼續以市場化方式籌集專項建設基金，推動地方融資平臺轉型改制進行市場化融資，探索基礎設施等資產證券化，擴大債券融資規模。完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用好1800億元引導基金，依法嚴格履行合同，充分激發社會資本參與熱情。
解讀：報告指出了有效投資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性，并且明確指出了有效投資的具體內涵，這表明中央已經高度認識到投資仍然是維持中國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與以往的思路所不同的是，報告強調了這種投資必須是有效投資，必須是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邏輯一致的投資方向。而且，報告指明了籌集有效投資的具體途徑是全面構建以市場化方式為核心的創新模式，利用政府的引導基金來充分調動社會資金的參與和重要支撐作用，由此開辟中國特色的政府和市場相融合的新型投資模式。
報告指出：積極商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加快中日韓自貿區等談判，推進中美、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加強亞太自貿區聯合戰略研究。我們愿與各方一道，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共同構建均衡、共贏、包容的國際經貿體系。
解讀：報告明確指出中國今后對外戰略的核心就是積極商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在構建全球范圍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體系強力受阻的前提下，中國對外戰略的重大轉變就是不再堅持構建全球范圍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體系，而是將重點轉向尋求構建區域性的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這樣的對外戰略轉變更加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是應對當前復雜國際形勢的戰略舉措。報告表明了中國最后的對外戰略目標是，構建均衡、共贏、包容的國際經貿體系。
報告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責任。要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深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解讀：報告提出了民族治理問題的全新模式，就是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當前，中國的部分民族問題乃至恐怖主義問題的滋生，就是由于民族居住社區的單一性、封閉性和割裂性所造成的。民族居住社區的單一性、封閉性和割裂性，既會帶來民族經濟發展空間和經濟信息交流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更會帶來文化和社會認同的孤立性和狹隘性，對少數民族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極為不利，因此，需要開創全新的民族交流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