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中國從世界邊緣走向舞臺中央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使中國融入世界，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中國國際地位也不斷提高，中國越來越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雙構建”新目標，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進入新時代。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40年來中國的世界角色發生了哪些變化？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最顯著的變化和成就是什么？中國網智庫中國專訪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徐堅。

徐堅認為，經過40年來的而改革開放，中國國際地位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外交在繼承中國外交政策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目標，新的原則，新的理念。

與40年前相比中國國際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快速發展。四十年年來，中國從國際舞臺相對比較邊緣的位置，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

在經濟領域，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中國在經濟領域有很多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稱號。在政策方面，中國在國際上的一舉一動，包括中國國內的很多政策，都會時刻受到國際關注，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

四十年前，中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很低，大約是百分之一點幾，盡管當時的人口占了世界總人口超過五分之一，但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現如今中國GDP在世界第二位，同時在世界經濟當中所處的位置比以前更加重要，涵蓋的領域也更加廣泛。

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在繼承中國外交政策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目標、新原則、新理念，最核心的就是“雙構建”的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這兩個構建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目標，新型國際關系就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

圍繞“雙構建”，中國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一帶一路”倡議，這是中國針對當前國際形勢和中國“雙構建”的對外政策目標，提出的一個非常有針對性的國際合作倡議。

“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也不是中國和某幾個國家之間的事情，是中國面向整個國際社會提出的一個共建當今美好世界的倡議。這個倡議提出來以后，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取得了實實在在的合作成果。

不斷發展的中國難免有成長的煩惱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國際認同得到極大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極大提高，但中國外交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中國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成長的煩惱。談到今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徐堅在接受中國網智庫中國采訪時表示，守城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當國力越來越接近的時候，對抗、摩擦風險就趨于上升，這是一個基本規律，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

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某些國家在心理認同上出現焦慮，這種焦慮作用到其對華政策上，就會產生種種問題，被轉化成為中國和有關大國之間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最為突出的便是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摩擦不僅只限于經貿領域，現在中美之間的摩擦問題正涵蓋各個領域，從經貿向政治、安全等各個領域輻射拓展，這確實是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美國對中國日益上升的國際地位，心理上出現焦慮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

從近現代大國關系的發展規律來看，當新興大國的經濟規模接近守城大國70%左右的時候，這時新興大國和守城大國關系就會變得緊張，兩國對抗風險劇增，也就是所謂的“修斯底德陷阱”。

美蘇冷戰時期，根據后來公開的有關材料表明，蘇聯在鼎盛時期的經濟規模大約達到美國的53%左右，日本在80年代，曾經達到美國經濟的69%。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矛盾是特別尖銳的，美日之間雖然為盟國，但是在80年代，圍繞貿易問題也產生了非常激烈的矛盾，后來通過廣場協議日本方面的妥協，美日關系才得以緩解。廣場協議后，日本遭遇了泡沫破滅的代價，陷入了所謂“停滯的20年”時期。這些史實都證明，守城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當國力越來越接近的時候，對抗風險就會上升，這是歷史規律，是客觀的歷史存在。

同時，也不能把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的對抗原因機械化的理解。事實上，不同國家，特別是不同大國之間的關系，這種矛盾到底如何發展，除了國力對比因素外，還跟其他很多因素有關系。

以美蘇冷戰為例，蘇聯在鼎盛時期的GDP無非只達到美國的53%，不足六成。按照歷史規律，美蘇之間的矛盾應該是有限的。然而，美蘇冷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險些正面熱戰，即使沒有發生直接正面沖突，但是也打了不少代理人戰爭。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就說明除了國力對比因素外，還有意識形態的因素。

盡管蘇聯的國力不如美國，在鼎盛時期和美國也有相當差距，但蘇聯的稱霸心理、甚至很多方面想取而代之的趨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得蘇聯經濟實力和美國相差甚遠的情況下，雙方之間的矛盾卻非常尖銳。

而1980年代日本的國力達到接近美國的八成，當然美日矛盾也比較突出，但是這種矛盾更多是限于經貿領域，因為美日是盟國，沒有擴展到政治和安全領域。并且在政治和安全領域，日本在當時也和今天一樣，對于美國而言，日本處于依附地位。

可以說，今天中美之間面臨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中美之間有陷入修斯底德陷阱的趨向，另外一方面涉及政治和安全等復雜因素。

中國現在經濟規模，雖然有不同的統計口徑，但比較有共識的也相當于美國的2/3，接近63%左右，這個程度接近風險區。不僅是國力對比的因素，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中美社會制度不同，文化傳統不一樣。中國是世界近代歷史上成功崛起的唯一一個非西方大國。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是東方國家，但二戰以后，日本在政治制度上屬于西方化的國家，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日本是成員國之一，也說明日本已屬于西方國家陣營。可以說近代以來，在世界大國舞臺上，中國是第一個非西方國家，但取得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巨大成就。

中國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和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有很多不同特點，也是引起美國焦慮的重要因素。

一個優秀的智庫必須滿足的三個標準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擔任著外交部“智囊團”的角色。研究院主要對當前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等領域的重大問題進行中長期戰略研究，亦對國際事務中重要的現實和熱點問題做出及時分析，提出意見和建議，以供決策參考。

今年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提出五周年，中國網智庫中國采訪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徐堅。在談到如何在新時代發揮好智庫作用時，徐堅表示，智庫需做好獻言獻策、社會影響力、對外交流三個方面的工作。

當今形勢下，要發揮好一個智庫的作用，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三個層面的工作需要做好。

第一，就是要為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建言獻策。為黨的方針政策積極的建言獻策，提出務實管用的意見，不能隔靴搔癢，說套話、廢話，人云亦云、形式主義的東西沒有意義。還要注意，提出的建議要有可操作性，有新意的。一個好的建議是很不容易被提出的，需要對形勢比較充分的把握了解，對黨的政策導向、政策取向、政策目標，要有比較好的領會和把握，這是智庫最核心、最基礎的東西。

第二，要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所謂社會影響力，就是要有一批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研究成果，通過專著的形式，公開刊物發表文章的形式，見之于公開的研究成果，通過多種傳播形式，在社會上具有一定影響力。

第二，涉及到對外交流、對外宣傳領域、公共外交領域要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要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關智庫、媒體、研究機構，進行交流合作、舉辦會議，讓國際上更多人能夠了解中國政策，了解中國的觀點。

這三方面都做好，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優秀的智庫，才能夠發揮好應有的作用。做好這三點工作需要長期積淀、不斷努力。除此之外，比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傳承積淀、有良好的軟件和硬件支撐，有一批老中青結合的專業研究團隊，這些方面也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