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堅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國際認同得到極大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極大提高，但中國外交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中國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成長的煩惱。

談到今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徐堅在接受中國網智庫中國采訪時表示，守城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當國力越來越接近的時候，對抗、摩擦風險就趨于上升，這是一個基本規律，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

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某些國家在心理認同上出現焦慮，這種焦慮作用到其對華政策上，就會產生種種問題，被轉化成為中國和有關大國之間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最為突出的便是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摩擦不僅只限于經貿領域，現在中美之間的摩擦問題正涵蓋各個領域，從經貿向政治、安全等各個領域輻射拓展，這確實是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美國對中國日益上升的國際地位，心理上出現焦慮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

從近現代大國關系的發展規律來看，當新興大國的經濟規模接近守城大國70%左右的時候，這時新興大國和守城大國關系就會變得緊張，兩國對抗風險劇增，也就是所謂的“修斯底德陷阱”。

美蘇冷戰時期，根據后來公開的有關材料表明，蘇聯在鼎盛時期的經濟規模大約達到美國的53%左右，日本在80年代，曾經達到美國經濟的69%。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矛盾是特別尖銳的，美日之間雖然為盟國，但是在80年代，圍繞貿易問題也產生了非常激烈的矛盾，后來通過廣場協議日本方面的妥協，美日關系才得以緩解。廣場協議后，日本遭遇了泡沫破滅的代價，陷入了所謂“停滯的20年”時期。這些史實都證明，守城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當國力越來越接近的時候，對抗風險就會上升，這是歷史規律，是客觀的歷史存在。

同時，也不能把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的對抗原因機械化的理解。事實上，不同國家，特別是不同大國之間的關系，這種矛盾到底如何發展，除了國力對比因素外，還跟其他很多因素有關系。

以美蘇冷戰為例，蘇聯在鼎盛時期的GDP無非只達到美國的53%，不足六成。按照歷史規律，美蘇之間的矛盾應該是有限的。然而，美蘇冷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險些正面熱戰，即使沒有發生直接正面沖突，但是也打了不少代理人戰爭。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就說明除了國力對比因素外，還有意識形態的因素。

盡管蘇聯的國力不如美國，在鼎盛時期和美國也有相當差距，但蘇聯的稱霸心理、甚至很多方面想取而代之的趨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得蘇聯經濟實力和美國相差甚遠的情況下，雙方之間的矛盾卻非常尖銳。

而1980年代日本的國力達到接近美國的八成，當然美日矛盾也比較突出，但是這種矛盾更多是限于經貿領域，因為美日是盟國，沒有擴展到政治和安全領域。并且在政治和安全領域，日本在當時也和今天一樣，對于美國而言，日本處于依附地位。

可以說，今天中美之間面臨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中美之間有陷入修斯底德陷阱的趨向，另外一方面涉及政治和安全等復雜因素。

中國現在經濟規模，雖然有不同的統計口徑，但比較有共識的也相當于美國的2/3，接近63%左右，這個程度接近風險區。不僅是國力對比的因素，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中美社會制度不同，文化傳統不一樣。中國是世界近代歷史上成功崛起的唯一一個非西方大國。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是東方國家，但二戰以后，日本在政治制度上屬于西方化的國家，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日本是成員國之一，也說明日本已屬于西方國家陣營。可以說近代以來，在世界大國舞臺上，中國是第一個非西方國家，但取得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巨大成就。

中國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和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有很多不同特點，也是引起美國焦慮的重要因素。（責任編輯 蔣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