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毛壽龍 中國網 李佳攝影
中國網:
現在我們再看惠農，總理報告里強調了，無論難度再大我們也要繼續加大惠農，而且今年也要在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人以上，這次惠農的力度和扶貧脫貧的決心三位是怎么看的呢？
毛壽龍: 這個決心應該相當大，因為現在能夠發展的農村實際上靠外出的勞動力，很多相對比較好的地方，我去看過，外出勞動力的收入至少也是一半以上，本地收入假定是10萬元，5000萬，2500萬就是外出勞動力帶來的收入。但還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要把他遷出來實際也非常困難。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所有的好地方都已經住了人了，原來很差的，因為戰亂才住進去的地方人都出來了，真不想出來的人都處于非常貧困的狀態。很多行政村就1、2萬元甚至就幾千元的收入，村長、村書記的工資都沒有了。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減少貧困人口1000萬人以上，應該說含金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我們現在標準也提高了。
另外，真正要解決農村的問題，實際上目前有一個阻力，這個阻力比如說讓城市的人能夠到農村去進行投資，現在投資可以做，但投資是不是還有一些金融方面的考慮。
趙錫軍:
你說到這個，現在就要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結合起來。原來農村土地征地，把農民農業方面用的地征掉，征地以后變成城市的可以用來進行工業開發的地，但農民就拿了一筆征地費，甚至還沒有拿到錢，征地之后也不知道拿來干什么了。現在這個土地制度改革實際是把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不變，但是把它變成股權、收益權，可以入股。你可以不是只拿一筆征地費，如果這個土地用來開發，入股以后，這個項目搞得很好了，每年都有回報，他每年都可以分紅，就是保持農民的收入具有連續性和長期性，而不是一次性的。這就是毛老師的話講到的，用金融方面的一些手段，通過改革明確產權，保證他的收益權，這樣有所解決。
楊團:
我認為農村還是要講“三農”問題，農業現代化想作為一個引擎，其實農業、農村、農民這個問題既可以有分解，也可以有相關性的。剛才講到農村收入問題，打工收入占一半還少，其實很多地方打工收入比這個還要高很多的。但農業收入即便就占10%，農民、農村、農業也要把它做好。農業不光是從經濟效益角度來看的，農村是幅員最廣大的，而且農村也是我們生態保護最重要的。中國這么多人，我們是人口大國，最后農村到底有多少人，這是一直在爭論的問題，但現在大家比較認可了，農村最起碼兩三億是有可能的，到最后這兩三億農村的人怎么活，它一定是多元的，農業收入不是太高的，但農業還是要做，農業還是要搞好。這一點上，加快農業現代化，并不是說最后農業產值在中國整個產值里的比例要很大，或者農民的收入要在這里很大。
我認為這有產業結構的平衡，生態的平衡，還有文化的平衡。農村有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每一個地方最后人全跑掉了，這個地方甚至是存續下來幾百年的一些風俗習慣，他過年的一些做法全沒有了，這是非常可惜的，這是不可再生資源，再也沒有了。所以，我認為對農村的認識現在要更加豐富一些，而政府以往的政策當然就是政府要投，而且不但投農業，也幫助農民的社會保障、養老、醫療，這是肯定要投的，這是一塊。
楊團: 還有一塊，我覺得其實也是可以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概念，怎么支持農民，支持新型的經營主體來發展？這次的經營主體里有一個地方加了一個字，以前是家庭農場，現在是家庭農牧場，也就是內蒙、青海、甘肅，還有一些農民甚至農牧民這個部分也要把他納入視野，也要幫助他。還有以往不重視的，從一號文件就開始重視的，就是農墾，我自己原來就是云南農墾農場的，農墾、種業、農場、林區的改革，這相當于是國企，改革當中基本上把它全包產到戶了，這些職工全都是自己弄一小塊地，和農民一樣了。原來那種規模化的種植，這種規模化的效益也就全沒有了，甚至把農場下放給鄉鎮了，這是有很大爭議的。前年我回農場時，很多人都希望上訪，給中央提出來我們這個農場還要做。當我們最后談到農業現代化的時候就勢必會想到，我們當年其實已經現代化了，引進大機器耕作了，現在都不讓它現代化，都回去了。這次提出來我認為是經過認真思考的，要回歸的，也就是過去也有一些做得不當的做法，看用什么方式來糾正。
楊團: 關于土地問題，特別明確地說要確保耕地數量不減少，質量不下降，農民利益有保障。這是因為土地大批流轉的時候，有很多大資本就把這個地買下來了。因為政府也還是有規定的，你買下地，1/10可以蓋房子，剩下得搞生產，搞農業現代化，但這些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搞生產，不知道這個地該怎么辦。后來我們了解到專門有人跑到我們北京農合之家，因為我們支持15個農合作社支持我國農業發展的，他說我們有幾千畝，這個活怎么干，我們算了一下帳，怎么都是虧本，我們還不如不干。這樣的做法，放兩年這個地就荒著，這個錢倒是交了，GDP也是有了，農民按照要求給安排了，但地荒在那里。所以表面耕地數量沒有減少，但他沒種。我認為2014年就看到了在2013年開始就倡導的土地大規模流轉中的問題，所以這次叫“審慎開展農村土地征收和集體用地入市”，“審慎”這兩個字是看到了，而且后面確保的123是看到問題了。
趙錫軍: 說到審慎，報告里面提到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精準”這個詞，我前幾天看到一個報道，總書記到延安地區去考察。
楊團: 他在那兒插隊，當過7年大隊書記。
趙錫軍: 他考察了當地的貧困地區。可以對比一下，我們解放那么多年了，改革開放那么多年了，很多地方發展很快，但是仍然有一些地區，山區也好，老少邊窮地區，老區也好，當年為革命、解放做出了很多的貢獻，但是現在經濟的發展仍然沒有起來，當地的農民、農村仍然沒有發展起來。他也感到很心痛。怎么樣能夠讓他們發展起來，首先是扶持、扶貧嘛，根據當地的情況來扶持。還要脫貧，像毛老師、楊老師講到的，怎么樣利用我們現在的資源進行創新，同時來根據當地的資源，當地的一些特點，又能保持當地的生態、當地的文明，又能產生效益，能夠精準地脫貧，讓他有后續的發展潛力。
楊團: 所以這里還有個道路的問題，其實前幾次我都談到過。我帶的北京農合之家推動的農業方向，這是日、韓及臺灣差不多半個世紀走的這條路，過去很多人認為不可能，其實綜合農合社是特殊的合作社，不光是經濟，他會把經濟掙的錢用于養老、社會福利。為什么他會把經濟的錢用于社區的公共事業、公共服務呢？是因為法律規定。三地——日、韓及臺灣全有一個專門法，這和合作社的法是分開的，對農協有這樣的規定，政府對他支持，所以這樣的農協不是一般的合作社，是法定機構，公法人社團。
最近供銷社改革上，這里提到了深化供銷社改革，一號文件中有一段講到供銷社，政府這么提，要把供銷社打造成為全國“三農”提供綜合服務的骨干力量。綜合服務的意思就是包括了不但是有經濟服務，也有社會的、文化的，也有福利的服務，而供銷社和合作社早期全是農民自己入股投資做的，但經過很多年曾經國有化過，后來又集體化，折騰了好幾次，它合作的性質就削弱了，信用社也變了，全部變成農商行了。這次講到信用社在縣域內確定它的法人地位，還是要給農民服務，不能出了縣給北京服務投資去了。供銷社也要求它下沉，要做基層改革。我們去了幾家基層供銷社，發現它和我們倡導的綜合農協方向有相契合的地方，辦的合作社出了錢，就可以支持社會服務，而且查到2009年供銷社改革文件里就是這么寫的。所以，我認為中央對農村到底怎么做的思路是有的，但有多政策根本貫徹不下去，貫徹不到位。這個貫徹不下去和方向清不清、決心大不大、政策準不準這三條都是有直接關系的。
就像他剛才講的，我覺得現在的中央對農村問題的方向越來越清楚，政策的對準機制正在找位，為什么會對供銷社提出這么明確的主張，而且最后一號文件還有一句話“要給供銷社建立條例”，如果供銷社條例真的出來，它就是法定機構。但供銷社改革有個大的問題。現在上頭很強，做企業的那個勁兒很大，但給農民做真正的合作，幫助普通農民、幫助社區致富還差得遠，這就是怎么做好“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趙錫軍: 它怎么落地的問題。
楊團: 對，所以“三農”問題上，是政府要給，政府已經給了不少了，還有土地政策、金融政策、供銷社的金融政策，我認為非常重要的是組織政策，怎么讓新型合作主體當中能突出給農民提供綜合性服務的組織，而且讓它的地位提升起來。
我做這個事有10年了，我現在是看到了一點希望，專門做農村組織的工作，我再往下看，看看2015年能不能把這個希望擴大一點。
毛壽龍: 農村的發展、社會組織的發展和治理結構發展是聯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城市能夠成功，因為城市里的組織有很多，城市都是組織化的，每個城市都有很多單位。農村的政策不怕失敗，城市里多少家企業破產，憑什么農村那幾畝地非得賺呢？所以農村不要怕風險，越怕風險資產越沒法轉移，越沒法落在能搞好的人手里。所以，我們看全國很多地方做得相當不錯。你讓它別只在一個村里。
我回去看我老家一個唐頭村（音），它做生態農業什么的都做得挺好，但再到別的村擴張就很難了。市場經濟，我在北京注冊，到上海經營，到青海經營，到美國經營都可以，為什么不能到別的村經營呢？
楊團: 但有一個問題，農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密切聯系以及農村的社區性，農村我覺得將來的分類也非常重要，有靠近城市的，中間結合部，其實它已經不是農村了。農村里有各種多業的，有的就會變成一業就是一個村。
趙錫軍: 搞旅游業和生態農業的。
楊團: 還有中西部有相當困難的農村，不能說用一種方式全都行。中國還是地盤太大，窮人太多，落到底層還是這些人，所以這樣一種組織，為什么要說供銷社去做組織改革，讓它往下深入，就真的是說全面深入地綜合改革。
毛壽龍: 壟斷不好。
楊團: 不是壟斷。
毛壽龍: 我看就是壟斷。
楊團: 其實它現在已經壟斷不了了。
毛壽龍: 你讓它往下深。
楊團: 不是，往下深是讓它改革，讓它改成真的能做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