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 中國網 李佳攝影
中國網:
剛才楊老師談到了創新，也聯想到了“減法”變“乘法”。報告中原話是“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還有一句也是引起大家熱烈討論的話，“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這都屬于簡政放權的內容范疇。不知道三位對于過去一年簡政放權方面有什么感受呢？
毛壽龍: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有權不可任性”是現代用語，“大道至簡”是古代的，這么講他又接觸了網絡文化，“任性”是個網絡用語，“大道至簡”是傳統文化。我們說權力不可任性，權力應該有規范，應該在法治中運作，把權力放到籠子里，如果不把權力放到籠子里就應該把人放到籠子里，那些“老虎”就是沒有把權力放在籠子里，那些“老虎”把錢亂用，把錢放在家里，就把自己放到籠子里了。“大道至簡”的意思，我倒認為包含的文化思想非常深刻。所謂大道至簡，就是不要看外頭那么復雜的東西，道理還是現代文化，古代人他明白，我們現代人理解那個“道”還不太容易，因為現代人太俗，太具體，太物欲，看到錢以為是錢，實際金融之道那個錢就是個數字，就是把它變成比特比，把它變成美元，變成信用卡數字，都是差不多的。
為什么它表現為一種財富形式呢？這里面的道理很簡單，就是個信用問題，只要誰有信用，你發行的任何東西，哪怕是一個條子都是錢。趙老師有信用，他寫一條子，我拿著條子找楊團借錢，楊團就說100萬這個錢給你了，這個條子就100萬，這個信用和條子聯系在一起的，然后拿來進行金融創新，你們倆都發財了。
毛壽龍:
大道至簡，萬物有自然運作的規律，對政府來講，政府的權力運作要給解決和維護沖突的規則提供力量，至于其他的東西就不好說了。我看到很多高山的地方田地荒蕪，勞動力流出，海拔700、800米上面的梯田幾百年了，那會兒的梯田是1000多年前為了避免戰亂，那都是有文化的，舉家族遷到那里，開墾出來的，那是具有文化價值、文明價值的梯田文化。這個東西如果政府去推動，政府去鼓勵，去融資，去投資，要把它重新復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這時候就需要有人非常喜歡這個地方，他進去以后把它改造投資，再把它美化，根據現代農業的標準，又是高科技的，同時又是傳統農業，又把它變成有機的，對它的土壤進行各種各樣的改造。最后它生產的大米，生產的小麥，生產的蔬菜瓜果，包括周邊的旅游服務設施，因為拍出來的照片非常漂亮，包括老農民本身沒有用了，勞動力也不夠了，但老農民非常具有美學價值，牽頭牛，在那兒一擺，拍張照片就賣出好幾千元錢。
這屬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基本的道理。我回到老家山上，看到生產大米的有機田，我剛開始不信有機不有機，他說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我相信自己，我把它做成有機的，只要不是有機的我全毀了。我已經花10年時間、5年時間，把這幾年的生活從城市里面擺到了高山上，我每天開車上去。我花了太多心血，你說一句話不相信，看一眼就不相信了，我花了那么多時間肯定要相信自己的，我不會騙你的。
中國網:
我們看投資政策，總理提出多管齊下改革投融資體制，而且提到了今年中央預算內投資增加了4776億元，但是他也強調了，政府不唱“獨角戲”，那么這些數字和政策給了我們哪些重要的信號？
趙錫軍:
單單從數字的角度來講，政府的投資4776億看起來很大，和我們2008年、2009年應對金融危機時一攬子的方案里的小多了。但這又講得很清楚，我們這個預算安排的投資它不是唱“獨角戲”，它更多的是起一個引導的作用，要引導我們市場經濟里頭各類投資主體共同來完成這個社會投資，這個投資就應該是符合社會需要的，不是原來政府做項目時拍腦袋或者是有政績考慮來進行的投資。讓社會各投資主體共同參與，就要更好地來解決，一是積極性的問題，二是投資缺口的問題，第三個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市場需求的問題。
如果說以前都是政府為了拉動經濟，為了增加就業，為了體現自己的業績，甚至有的時候，某些政府為了給上級領導有一個好的印象，搞些廣場工程、面子工程，很多，最終形成的結果是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甚至是“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很復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讓社會的資金和投資主體去投資，政府起引導作用。同樣的，這些投資主體對自己的投資來負責，來承擔責任，他可以提高投資的效益，使投資更加具有針對性，這是第一層意思。
趙錫軍:
第二層意思，有些大的項目、大的工程，跨區域的、全局性的、戰略性的，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一些地方，有可能當地的社會投資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在這個時候，政府的投資就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政府把前期的引導性工作做好了，不僅能吸引當地的社會投資，還能夠吸引其他地方的，甚至還海內外一起來進行投資，能夠在中西部相對基礎設施比較薄弱的、發展水平相對比較低的地方能夠更好地把基礎設施完善起來，能夠為當地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基礎。這是第二層意思。
第三層意思，我們前面講到了有“雙目標”，有“雙結合”，有“雙引擎”。畢竟在目前我們盡管強調發揮市場的作用，發揮創新創業的作用，發揮市場主體的作用，但從傳統以政府投資為主導轉向市場主體為主導的過程中間它有一個過渡，所以我們才講要“雙引擎”，單靠某一個引擎現在還不能完全支撐經濟平穩地增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屆政府的投資，包括鐵路建設，重大水利工程，棚戶區改造等等，盡管都和其他民生、基礎設施領域相關聯，但不可否認它會解決就業，拉動經濟增長，在我們經濟面臨特別復雜的局面下，能夠保持我們經濟增長的穩定，保持我們就業的穩定，這對穩增長也有很強的支持作用。所以，我認為這幾個方面都有很積極的作用，也都釋放出來我們積極的一些信號。
中國網:
其實說到投資，很多人會想到國企改革，楊老師，您對此的看法是什么？
楊團:
我認為在國企改革上，這次講的政策非常準確。他是說，國企有不同程度的公共性，所以就應該對國企分類，準確界定不同國企的功能，分類推進改革，這是很重要的。而且特別提到，國企改革要有一種混合化的制度，叫做有序地實施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且這次特別明確提出，要吸引社會資本，實際上就是進入國企，像鐵路、公用事業，大量的都是原來國企壟斷的這些領域。
這次提出社會資本大量進入，而且政府要和社會資本形成一種結合的格局，一種模式，我覺得這等于把國企改革引向一條新路。這個新路在社會政策上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轉變。這樣的一個轉變就是你怎么去看待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完全有可能以它的成效來為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貢獻力量的。重要的是政府有一套什么樣的政策，有一套什么樣的制度，有一套什么樣的監管，這些都是特別重要的。等于在制度建設、政策建設，甚至程序這些方面都是提出了新的挑戰。所以，這和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因為2014年這個事也很熱鬧，購買當中出現了很多問題，而且購買當中也很單一，政府購買是我賣你買的關系，這個關系不是一個平等、合作的關系，甚至不是一個委托的關系。這其實是把國際上購買服務給簡單化了，其實政府和民間主體可以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可以有委托，可以有資助，可以有購買，購買還可以分成不同類型，當然還有一個是合作。
現在政府講，在國企深化改革當中，特別重要的是想拉動社會資本，進入一些過去壟斷的領域，它不僅是在資金上會有效，而且對于改變政府這樣一套官僚作風，改變政府的行政體制，加強社會對政府的監督，讓老百姓能夠更多地得到政府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利益，都是有很多可以放大的好處。
這一部分，毛老師最知道了，當年的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講的就是這個東西了，這是2000年翻譯的，現在已經2015年，經過15年，這個思路已經在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