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賾韜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新冠疫情暴發后，美西方等國家的反華勢力借病毒溯源問題大肆抹黑中國，妄圖“借疫亂華”。針對這一險惡陰謀，海內外科學家相繼發聲，正告別有用心者“病毒溯源是科學而非政治問題”。放眼人類與病毒相生的萬年歲月，我們不難發現：病毒溯源既是一個科學問題，更是一個長時段的歷史性問題。有鑒于此，任何一項病毒溯源工作都理應秉持歷史本位，面向歷史，基于歷史，歷史地審視病毒的來龍去脈，從而對人類歷史高度負責。

首先，病毒溯源是一項歷史性工作，絕非轉瞬即逝的臨時話題。

病毒溯源的取證系統性與論證復雜性，決定了相關工作勢必耗時良久，不會一蹴而就。針對新冠疫情暴發前最大規模傳染病流行——1918大流感的病毒溯源工作，迄今已艱難開展了百年有余。即便如此，科學家目前仍舊無法給1918大流感病毒的起源定讞。因而，必須正視、尊重科學探索的漸進規律，給予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更充裕的研究時間。國際社會也應當正確處理抗疫當務之急與溯源長久之計間的主次關系，不要讓充滿噪聲的虛假溯源擾亂本就脆弱的防疫進程。不敬畏歷史必然性者必然淪為歷史笑柄。諸如“90天內報告新冠病毒起源”這類荒誕政令，只會束縛科學家手腳，讓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偽科學大行其道，最終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其次，病毒溯源的分析是歷史的小結，應當歷史地看待病毒溯源的科學觀點。

病毒學家對新冠病毒起點的探究往往基于個案。即便是相對的“大數據”分析，也根本不可能涵蓋所有曾經存在過的新冠病例。因此，任何一篇新冠溯源科學報道其實都是歷史的“小結”，無法作為確切結論指出新冠病毒的確切緣起。歷史理性要求我們在講述新冠病毒起源時審慎地加上“可能”二字。故而國際社會應當歷史地看待病毒溯源的科學觀點，不必對“更早的新冠病例”或所謂“零號病人”過度敏感。這些科學認知上推的節點，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全面刷新。如此，某些勢力懷揣惡意炒作“零號病人”及“首批新冠檢測樣本”的小動作，既有違自然科學常識，亦不符合社會科學的基本邏輯，堪稱徹頭徹尾的反科學行徑。

第三，病毒溯源的對象是病毒本身的歷史，厘清“病毒的”與“疫情的”兩條歷史線索至關重要。

在病毒溯源問題上，兩條線索絕不能過度糾纏甚至被偷換。這要求國際社會將病毒出現而不是大流行開始作為溯源原點，杜絕有違病毒本身歷史的“有罪推定”。科學家回溯常規獻血樣本后發現，最早在2019年12月，新冠病毒便已在美國境內傳播。類似研究還梳理出了更早的傳播節點：意大利或許在2019年10月就出現了新冠本土病例。這些發現表明，應重視2020年初全球大流行暴發之前的病毒傳播，絕不能因為新冠全球大流行最早由中國拉響警報，就錯將中國視為病毒本身歷史的起點所在。

與此同時，病毒溯源必須聚焦病毒本身歷史的哲理，也有力駁斥了所謂“新冠出自實驗室”的謬說。今年2月，世衛組織專家組系統調查后負責任地表示：“新冠病毒‘極不可能’源于實驗室泄露”。這意味著科學界站在病毒本身進化的歷史視角上，否認了“新冠出自實驗室”的荒唐觀點。因此，任何人都不該把病毒之外的歷史強加在病毒本身歷史之上，本末倒置，遑論科學！

最后，病毒溯源的根本目的絕不是追責上一場瘟疫，而是為了更好防范“下一場瘟疫”。全人類要以史為鑒，不可“以史為劍”。

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是自然與人類之間的一次歷史的物質交互。無論新冠全球大流行的影響如何巨大，國與國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只可以“追問”病毒，不該“追責”疫情。另一方面，瞭望人類文明史的未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點滴積累將為更有效應對變異毒株擴散，為全世界深化冠狀病毒研究及監測提供寶貴歷史資料，這是我們防范“下一場瘟疫”的進步階梯。國際社會有義務齊力持續推進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攜手筑牢人類與病毒之間的衛生健康共同體長城。（責任編輯：郭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