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人民大學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2021年全國兩會如期召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答中外記者問卻改在3月7日（周日），沒有安排在往年的3月8日（婦女節）。我的理解是，沒有安排在8日，是不想影響周一工作日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日常發布。當下中外輿論戰日趨白熱化，需要每天回應的被世界關注的中國熱點實在太多。

王毅記者會的提問也比往年更多。2014年以來的7場王毅記者會，問題從16個增至23個，逐年提升，而2021年猛增至27個，但記者會時間總長卻壓縮了。往年記者會最長2個小時，這次僅1小時40分鐘。同傳則用英、法、西、俄、阿、日等七種語言，有史以來語種最多。“高濃縮”“快節奏”“國際化”，有的回答甚至只有精辟的幾句話，外長記者會細節變化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國與世界交往頻率的不斷加速。

顯然，中國外交部必須比過去更高效地處理中外關系，而國際事務觀察者們則需要從諸多小細節中品茗中國外交的大變化。比如，王毅提到“云外交”、國際旅行健康證明電子文件、中國領事APP，實際上標志著智能化中國外交的全面啟動；王毅自信地講黨是中國外交的定盤星，說明講好中國故事2.0時代的到來，即“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再比如，王毅講述，中國秉持疫苗公共產品“第一屬性”，明確回應西方媒體所謂中國開展“疫苗外交”的猜忌；再比如，王毅推崇延安時代的外媒報道，是呼喚新時代的西方媒體也能出現當年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般的客觀報道，等等。今年的王毅記者會，真可謂“段段有細節，句句顯深意”。

對筆者而言，最值得解讀的是，王毅在回答每年記者會“必答題”中美關系時，明確講到“中美之間在利益交融中出現競爭并不奇怪，關鍵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礎上良性競爭”。許多人不一定能感知這句重大表態的微妙之處。

長期以來，中國外交決策層多數時候都回避與美國競爭的話題。這句表態意味著中國已公開明確，自己對美國的全球領銜地位客觀上形成了“競爭”，盡管中國主觀上可能未必有這個意愿，更希望合作成分更多。

這句表態也意味著中國第一時間回應美國拜登政府在3月3日對華“頭號競爭對手”的戰略新定位。換句話說，如果兩國在未來都不認為對方純粹是伙伴，也不認為對方純粹是敵人，而更多是居于中間的“競爭對手”角色的話，那么，這樣的“競爭者”戰略定位意味著什么？中美兩國經歷了怎樣的戰略互認進程？中美兩國的競爭觀有什么不同？中國需要怎樣的對美“競爭”？這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

（一）搖擺了20年，美國對華戰略定位逐漸清晰

美國是中國崛起最大的外部影響變量。冷戰結束后，中國對美政策長期堅持擴大積極面，減少消極面，尋求兩國共同利益的匯合點，即“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16字方針。正確的對美政策，直接為中國爭取了長達20年的外部戰略機遇期。2012年，中國在16字方針基礎上，再次提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不沖突、不對抗”的新型大國關系，此后還提出“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等善意的戰略主張。

但這些戰略善意沒有換來美國相應的對等回報。連續遭遇國際金融危機、特朗普執政后軟實力急劇下挫的美國精英們心存焦慮，將中國的戰略善意扭曲成了“爭霸野心”。特朗普執政四年，中美險些陷入“新冷戰”。

事實上，回顧過去20年，21世紀以來的美國對華政策，一直在戰略定位“中國是伙伴、對手或是敵人”之間搖擺。

2001年小布什總統剛執政，就提出中國是“潛在戰略競爭者”。“911”事件讓美國轉變看法，視中國為“反恐合作伙伴”。2005年，時任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中國應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對華采取“對沖（hedge）”接觸政策，意在防范中國的同時，引導中國向著與美國相似體制、被美國規訓的方向發展。當時，美國學者一度還提出“G2”、“中美國”的說法，本質是想將中國塑造成一個大號的日本或英國，成為支撐美國霸權的新興力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美方對華幻想漸漸破滅。雖然中國在奧巴馬總統第一任期內增持美債，幫助美國走出危機，可惜，換來的不是美國的感激，而是對中國經濟總量躍升全球第二的懷疑、焦慮與恐慌。

2015年，美國經濟有所復蘇，奧巴馬第二任期緩過神后，提出“重返亞洲”等政策后，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重新強調兩國關系的競爭性：“美中兩國在一些領域出現競爭關系”“須用強勢地位管控競爭”。

兩年后，特朗普總統上臺，直接把中國列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稱“要與中國開展一場全面的政治、經濟和科技競爭”，此后，中美貿易戰、科技戰開打。被譏為“史上最差國務卿”的蓬佩奧，甚至直接稱中國為“美國最大敵人”，明確要與中國打“新冷戰”。

從拜登總統上臺的40多天看，特朗普對華壓制策略并沒有被完全顛覆。2021年3月3日，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的首場外交政策演講，列出美國外交八大優先任務，直接強調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同日，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國家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針》，指出中國是唯一具有潛在綜合實力挑戰國際體制的美國主要競爭對手。至此，美國政府對華戰略定位不再模糊與搖擺，而是直接明確為“頭號競爭對手”。

不過，面對這個“頭號競爭對手”的新帽子，中國有理由保持戰略自信。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達到美國的70%以上。拜登在除夕與習近平主席通話、以及參加2月19日慕尼黑安全會議時都表示，無意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布林肯也強調，與中國“能合作時還是會合作”。這至少說明新一屆美國政府沒有被蓬佩奧帶偏，不敢、不愿、也做不到把中國定位為“敵人”。

問題在于，經過20年的接觸、琢磨、博弈、摩擦甚至低烈度的沖突與較量，美國不再把中國視為“伙伴”，也還沒有將中國視為“敵人”，而是逐漸明確了對中國“頭號競爭對手”的戰略定位，那么，中國需要盡快給予怎樣的回應呢？ 

（二）“競爭”，不完全是壞事

特朗普對華打壓的四年，對中國來說，不一定完全是壞事。它讓中國更加重視“卡脖子”的科研短板，切實感知產業鏈、價值鏈的全球意義……

現在，是時候重新務實地思考對美戰略了。

其實，中國的外交決策者一直在努力。2018年記者會時，面對彭博社關于特朗普對華攻擊性評價的提問時，王毅就坦言：“如果說中美之間有競爭的話，那也應該是良性和積極的競爭。”

2020年7月9日，筆者所在智庫與相關機構承辦“中美智庫與媒體視頻論壇”，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出席致辭，罕見發表系統性對美政策講話，呼吁美國“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建議兩國“應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重申“中國的對美政策沒有變化，我們仍愿本著善意和誠意發展中美關系”，呼吁“走對話合作之路”，還創造性地提出“三份清單”（合作清單、對話清單、管控清單）。

那次講話，筆者在場聆聽，印象最深刻的還有一句：“有人說，中美關系已回不到過去，但這并不意味著無視歷史另起爐灶，更不意味著可以不顧實際強行脫鉤，而是應當繼往開來，與時俱進。”

2021年2月22日，筆者所在智庫與相關機構再次承辦“藍廳論壇”，王毅對美國新任政府喊話，除了重申“相互尊重”“加強對話”“相向而行”等一貫主張，還鏗鏘有力地提出“相互尊重”的具體條件，即中國“無意挑戰或取代美國，愿與美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同樣，美國應“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民族尊嚴和發展權利”，要有“三個停止”，即“停止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抹黑詆毀，停止縱容甚至支持‘臺獨’分裂勢力的錯誤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國內部事務上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

這場講話，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一句，即“處于十字路口的中美關系”。很顯然，外交決策者在深思熟慮新時代中美關系的戰略新定位。

3月7日，王毅在記者會上強調“中美之間在利益交融中出現競爭并不奇怪，關鍵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礎上良性競爭，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對方，而不是相互攻擊、零和博弈。”這又比過去進了一步。這反映了當下中國的戰略自信進一步提升。

事實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1年1月25日以視頻方式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時就強調，“提倡公平公正基礎上的競爭，開展你追我趕、共同提高的田徑賽，而不是搞相互攻擊、你死我活的角斗賽。”而早在2004年5月1日，習近平在《之江新語》一書中就曾寫道：“機遇總是垂青勇于競爭的人”。此后還反復講過“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創新的競爭。”習近平的這些講述或許可以引伸為國際關系領域的“新競爭觀”。

在英語語境中，“競爭”不是什么壞事。衡量兩國關系至少可分為5個“C”，合作（cooperation）、協調(coordination)、競爭(competition)、對抗(confrontation)、沖突(conflict)。“競爭”居中，顯中性。

新時代的中國人理應更有底氣，不必談“對美競爭”而色變，更不必一談到競爭，就往戰略對抗、沖突的方向去推論、去聯想。要知道，同學、同事、兄弟姐妹間都可能有競爭，奧林匹克精神內核之一也是競爭。

競爭有激烈的力爭上游，但不排斥相互敬重，更不排除合作共生。競爭是人間常態，關鍵在于是什么性質的競爭。這才是未來中國對美外交以及全球布局需要重點思考的關鍵問題。

（三）中國需要怎樣的大國競爭？

改革開放的40多年，尤其是2001年入世后的20年，中國經濟、貿易、金融、產業、文化能在全球層面呈現崛起之勢，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正視和擁抱國際競爭，在競爭中重新認識世界，向對手學習，并在一些領域實現趕超，在另一些領域共同提升。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的殘酷，并不在于競爭的存在，而在于當霸權國創造出有利于自己的競爭規則，并成為世界通行標準時，小國不得不被迫服從。

40年來，中國沒有尋求顛覆他國政權，沒有出兵脅迫或干預他國內政，沒有制造戰爭、沖突、難民或任何大規模的人為災難。相反，靠著勤勞、智慧，中國持續為世界輸送物美價廉的商品與服務，建設實用可靠的路橋塔港，致力于消除貧困、文盲等人類痼疾。中國走的恰恰是不一樣的國際競爭道路。由此看來，即使未來中國真正采用所謂“對美競爭”的戰略定位，也不會排斥“與美合作”。中國走的不是國強必霸的老路，也不是欺壓他國的邪路，而是尋求新的大國良性競爭之路。

在筆者看來，所謂“新大國競爭”，至少包含四類：一是楷模之爭：比哪個國家在治國理政上更有效，哪個國家更能滿足國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哪個國家更能為全球發展提供可借鑒、可參考甚至可復制的經驗。

二是合作之爭：比的是看哪個國家更有組織號召力，提出務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與道義感召，推動雙邊、多邊國際合作，實現后疫情時期的疫苗普及、經濟復蘇、科技創新、消除貧困、維護治安、幫扶弱者等等。

三是紅利之爭：比的是看哪個國家能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更多推動力，為全球貿易投資提供更多增量，為全球和平穩定提供更多貢獻。

四是視野之爭：比的是看哪個國家能為人類面臨的貧富與區域分化、智能科技的倫理挑戰、生態惡化的生存威脅，勾勒出更高明的戰略遠見，帶領人類走進下一個文明時代。

從這個角度看，只要是良性競爭、公平競爭，中國沒有理由去拒絕、逃避或害怕。70多年前，以五個常任理事國為大國協調核心的《聯合國憲章》簽署生效，本身就是力求創造比19世紀、20世紀初更先進的大國競爭文明。未來的中美競爭，理應比過去任何一組大國競爭更文明、更體現人類的進步性。

當下的難題在于，如果美國總有一批人那么野蠻、霸道、惡劣、使陰招，中國怎么辦？筆者的建議是，中國應該效仿美國在國務院、國防部等設立“中國工作組”的做法，在各關鍵部委設立“美國工作組”，全力應對外部這個最大的影響變量。

筆者相信，“絕對貧困”這個影響中國發展的最大國內變量都能解決，只要專心應對，“美國壓制”這個外部變量，也應該有信心可以處理得好。（責任編輯：李小華 蔡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