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方共同市場（南共市）成員國密集釋放對外貿易談判新議程，涉及歐盟、新加坡、加拿大、越南、日本等多個經濟體，看似動作頻頻。然而，熱鬧的表象之下，內部協調的難度與政策目標的差異同樣突出。一輪輪談判，既是成員國抱團爭取集體利益的過程，更是在內部權力不均、訴求分化中艱難尋求平衡的博弈。

南共市是上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集團化浪潮的產物，亦是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的縮影。美歐學術界提出的“后大西洋時代”“南大西洋主義”“新太平洋主義”等概念，折射出南美地緣經濟格局的深刻轉向。隨著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等傳統上的所謂“大西洋國家”開始走向“兩洋戰略”，主要大國愈發重視南共市及其成員國的潛在戰略價值。

南共市成立以來，也積累了一些區域性合作機制，如共同對外關稅、集體談判平臺及本幣結算安排等，通過共享關稅減免、市場準入擴大及貿易規則統一，為成員國帶來了一定紅利，也是有關國家對外增強集體談判能力、提高區域整體議價權的重要戰略依托。但在南共市內部，這些俱樂部式的公共產品供給并不穩定，供應機制也尚不完善，無論是覆蓋范圍還是制度保障都較為有限。

深層的問題在于，南共市內部長期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協調者，或者說“強互惠者”來統籌各方利益。四個創始成員國，意識形態時左時右，政府更替帶來的政策反復也是家常便飯；經濟結構上，各國都偏重農牧和能礦，制造業普遍不強，彼此間貿易和產業互補性差已成為結構性矛盾，致使內部貿易占比始終難有突破。加之阿根廷經濟長期脆弱，通脹高企、外匯短缺，動不動就實施進口限制，進一步拖累了集體行動的可信度。而南共市“協商一致”的決策規則，又使任何一個成員國的反對都足以讓整個議程停滯。近年來，為了關稅調整、配額分配等事宜，內部爭吵不斷。這種內部分化與協調失靈，導致了南共市對外談判推進十分緩慢。

因此，南共市在對外經貿安排上，多停留在貿易便利化或相互關稅減讓的層面，而非全面、純粹意義上的自貿協定，在名稱上也常用“伙伴關系協定”等中性表述。對“互惠優先”路徑的強調，某種意義上也是內部掣肘太多、談判籌碼不均的現實折射。與歐盟談了20多年才勉強讓部分條款臨時生效，與新加坡、加拿大的談判同樣磕磕絆絆，都反映出其集體決策成本之高。

反觀中國與南共市國家的雙邊合作，反而走得更穩更實。中國已連續多年是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大豆、牛肉、鐵礦石、紙漿等大宗貿易規模可觀，能源、基建領域的投資合作也在持續推進。南共市這個依賴集體談判框架的平臺，對中國當前與拉美的經貿往來而言，并非不可或缺。

中國擁有全球最具縱深的市場和完整的產業體系，對南美國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巴西、烏拉圭在推動南共市對華合作方面態度積極。在南共市框架內，結構趨同基金、拉普拉塔河流域開發基金（FONPLATA）、本幣支付體系等合作，都是直面南美發展功能短板、解決區域性公共產品供給難題的重要項目。在互聯互通、產業升級、金融穩定等溢出效應強、區域公共產品屬性突出的領域展開合作，加強政策立場溝通，將有效助力提升拉美國家的發展能力，為南美區域一體化注入新動力。

對中國而言，在期待與南共市的合作前景的同時，也要集中力量解決當前雙方合作中的一些機制化的滯后點，如巴西、阿根廷等國產業部門長期存在的保護主義，產業層合作抓手較少、尚未形成系統性的產業對接與深度融合格局等。南共市內部的協調問題，歸根結底要靠其成員國自己解決。政策分歧、產業短板、經濟脆弱性，都不是外部力量能代勞的。在這些內部矛盾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即便簽署的協定再多、再好，執行起來也會打折扣。

長遠來看，一個真正整合好、運轉順暢的南共市，對中國當然是積極的變量。但這個整合過程注定不會一蹴而就。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我們既要繼續深耕雙邊關系，同時也要保持對南共市整體動態的關注。只有穩扎穩打，才能水到渠成。（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發展與戰略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