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新聞發布會現場（2月26日攝）。 2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舉行新聞發布會，央行行長周小川出席并回應了中外媒體關注的問題。新華社記者 裴鑫 攝
路透社：周行長您好，我是來自路透社的記者，您對于中國資本外流情況有怎樣的判斷？對中國貨幣政策有怎樣的影響？同時最近中國央行官員也表示，降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可能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您對未來兩年中國建立利率走廊有什么樣的看法？
周小川：關于資本外流的題目，剛才已經說到。我覺得宏觀經濟政策，最主要的還是宏觀經濟健康，大家有信心。國際市場會有一些波動，這些波動也會影響國內經濟的信心。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把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政策搞得更有說服力，國內經濟增長、健康發展，大家更有信心，對結構性政策改革更有信心，這樣的話我認為資本流動出現一時的波動，它就會逐漸回歸理性，沒有太多問題。
至于國內的貨幣政策，我覺得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更重要的還是考慮中國整個宏觀經濟的整體情況，不會是過度基于外部經濟或者資本流動來制定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因此我們說，我們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利率以及貨幣政策數量方面的考慮，主要還是要使國內經濟更加健康發展，在新常態下確實使得經濟發展轉向新的增長模式，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續，結構更加優化。
這里的一個因素，就是剛才您所提到的，貨幣政策從過去比較偏重于數量型的貨幣政策調控，逐漸轉向更加注重于價格調控的貨幣政策體系。利率會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時利率信號比較清晰，也不要有過大地偏離，所以要逐漸建立利率走廊。我們現在還處于建立利率走廊的過程中，大家開始逐漸關注和習慣這樣一種變化。過去走廊中間值是依賴于基準利率，現在更多依靠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所產生的利率作為中間值。利率偏離中間值過多的時候，中央銀行的貨幣市場操作會給予關注，使得它處于合理區間。
中央電視臺：上午好，周行長，我是中國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我們關注到去年下半年開始，新興國家的貨幣出現了暴跌，日本和歐洲等國家和地區都在持續實行量化寬松的政策，全球進入新一輪貨幣貶值的競賽，在這種情況下，有聲音說各國應該加強合作，特別是大國要建立匯率的協調機制共同干預外匯市場，對于這樣的觀點您怎么評價？您認為有沒有必要建立這樣的協調機制？
周小川：首先最近國際市場上有些動蕩并不只限于外匯市場，也有其它的金融市場出現了波動，這是大家都關注的。
在關注這些變動的情況下，G20就是一種加強各國之間政策協調的一種機制，在G20的討論中，包括加強政策協調、克服危機，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這些都是G20協調共同行動的內容。
至于說G20是否會專門就匯率進行協調，過去沒有這么做，現在有個別人提出這樣的議題，那么我們今明兩天看看G20是如何討論這樣的問題。我想指出宏觀政策和增長政策的協調，覆蓋面是比較大的，不一定說一定要就某一項具體政策來進行協調。
對于是否存在競爭性貶值，多個國家采用競爭性貶值來贏得出口競爭力，中國歷來的觀點是我們反對競爭性貶值，反對用貶值贏得出口競爭力的這種方式。同時中國因為總體來講出口還是很強大的，去年，凈出口數量還是非常大的，貨物貿易的順差接近6000億美元，所以我們也不會用參與競爭性貶值來增強中國的出口能力，這一點李克強總理也反復強調過。所以我們想， G20會通過全球的總需求管理，強調全球的結構性改革以及強調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從這些角度會做出有成效的協同。謝謝！
彭博社：周行長您好，我是來自彭博社的記者。我想問的問題是，市場應當如何理解人民銀行目前盯住一籃子貨幣的政策？因為同時也參考美元，關注的重點應該是什么？
周小川：這個大家知道，人民銀行的正式提法沒說是盯住一籃子，我們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參照一籃子貨幣提出的時間比較早，但是它的進展也是起起伏伏。其主要原因還是全球經濟的多元化，也就是說全球多種貨幣都在起作用，而且有一些貨幣的作用還在逐漸加強。因此我們所謂參照一籃子就是在頭一天外匯市場交易的基礎之上，在第二天形成開盤中間價，我們在書面的材料里也提到了，中間價的形成過程中考慮一籃子貨幣的變動，所以是參照一籃子貨幣。
隨著全球經濟多元化，多種貨幣的重要性的權重變化，一籃子貨幣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大。但是實際上，大家也都知道在一籃子貨幣里頭，美元仍舊是最主要的貨幣。我們有三種主要的人民幣匯率指數，在這些指數里頭，美元都還是起主導性的作用。但是歐元、日元、英鎊和其他貨幣，甚至包括新興市場的貨幣，也都有一定的適當的權重。
因此您所說的，一籃子貨幣跟參照美元之間的關系，就是參照一籃子里頭權重最大的還是美元。謝謝。
經濟日報：周行長你好，我是經濟日報的記者，我想問“811”匯改以來我們看到在匯率市場上出現了較大的兩輪波動，這輪波動也影響到了其它的金融市場，引發了一些共振，你怎么看防范系統性風險方面央行下一步的考慮。然后我們還有哪一些舉措防范金融市場的交叉共振？
周小川：因為全球包括中國經濟都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因此任何政策的制定出臺，包括改革政策的出臺，確實一方面應該精心設計，事先最好能夠把各種情況都顧及到，另外一方面也確實面臨挑戰，有很多事先不太掌握的情況。
那么我們說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講，一個很主要的問題還是要使價格在均衡水平附近，這里頭不僅包括外匯市場也包括其它金融市場，要防止泡沫的出現和積累，特別是如果嚴重的偏離了均衡水平，它就必然有調整的壓力。
當然與此同時，金融市場各個的不同的市場板塊，相互之間是有可能產生相互影響，有時候有共振，因此每一個項具體的政策調整和變動確實從理論上講應該事先考慮好對其它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和是否有相互增強的共振。國際上來講，各種政策的制定可能會產生溢出效應，理論上說你是國內政策，但是實際上會產生國際影響。因此除了國內以外，國際上也要做些考慮。
但是這個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事先都能夠預見到，因此你提的問題我認為可能在今后政策制定和事先對政策的效果進行模擬的時候需要更加小心。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夠縮手縮腳，有的要做的改革、要對中國經濟做出實際性的改善，特別是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的還是要果斷的進行推行的，出了一定的問題還可以進行適當的彌補。
像剛才所說的一樣，關鍵還是經濟的基本面，如果經濟總體是健康的、可持續的，那么一些小的金融市場的波動，金融市場經常反應有時候是比較過沖的，它反應比較激烈，只要你經濟總體的基本面是好的話，那么它也會經過短期波動以后會回歸正常。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