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賈樟柯談疫情期間電影行業發展

電影最適合的放映地在電影院

日前，全國人大代表、導演賈樟柯“援助老年人享受數字生活”的議案在網上受到關注。

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了賈樟柯，就疫情對電影行業的影響、疫情之下電影導演的轉變，以及電影流媒體放映等話題進行了對話。

疫情之下，一些電影轉向流媒體播放。對此賈樟柯表示，疫情的特殊情況下，電影轉向流媒體直接放映，是可以理解的，但電影藝術最適合的放映地是在電影院，正常情況下仍舊應該以電影院為第一出口，流媒體只是一個補充。

呼吁關注疫情之下電影從業人員流失

北青報：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對電影行業造成了哪些影響？給您造成什么擔憂嗎？

賈樟柯：疫情對電影行業造成了全產業鏈的影響。電影是從上游投資到終端放映的全產業鏈，這個鏈條的每一個環節都經歷了很大的危機和打擊。比如上游的投資，經濟下行，進入電影的資本就減弱。

再例如，我國龐大的電影體量是依靠電影院撐起來的，電影院是電影的終端出口，沒有放映場所，電影產生不了效能。而這些終端場所主要建立在租金昂貴的商業地段，比如大型商圈等，它們房租壓力大，長達5個月沒有進賬，對電影院來說壓力非常大。

這些影響是整個電影圈都有共識的，國家電影局和各地電影局都出臺了政策予以扶持。

電影行業大部分從業人員是自由職業者，靠拍戲拿片酬生活。不是所有人都是收入塔尖的人，那些平時收入很高的導演和藝人都有積蓄，他們抵抗風險的能力比較強。但一般的技術人員，例如，燈光工人、收音師、美術部門工作人員等，都是普通收入。疫情之下，他們的生活壓力就很大，出現了改行等情況。

事實上這些工作都有專業性，不是隨便一個人就可以干的，但是從業者流失了，這對中國電影基礎來說是個打擊。這個危機現在還沒有顯現出來，等疫情過后，經濟恢復上行，電影拍攝需求增加的時候會發現沒人了。

所以我認為，目前對電影從業人員的幫助是有欠缺的。但我也可以理解，資助個人不像資助企業和法人那樣簡單，怎么認定這個人的工作，是用申請的方式還是其他渠道來獲取資助，這些操作起來確實有難度。但我呼吁，還是要關注他們，不要缺了這一塊兒。

電影藝術最適合的放映地是在電影院

北青報：疫情期間有些電影選擇了放棄大銀幕，改為流媒體放映，您考慮過流媒體的放映嗎？

賈樟柯：疫情是特殊的，大家禁足在家無法去電影院看電影，同時也有了在家看視頻的需求。一些影片直接去往流媒體，我認為在疫情的特殊情況下可以理解。電影界各個產業鏈之間應該互相理解，比如電影院可能不理解，認為已經出了宣傳資源，怎么能又去流媒體上播映。我認為先共渡難關吧。因為上游投資公司如果垮了，電影生產不出來，電影院也沒有電影放了，大家都是一體的。

另一方面，我認為在正常的情況下，還是要堅持嚴格的窗口期制度。電影是放大的藝術，也是聚眾的藝術，電影院是電影最主流、最正常、最主要的放映渠道，流媒體是對電影院的補充，不能取代電影院。總的來說，電影院是電影的第一出口，正常情況下，電影放映應該首先是在電影院，有了窗口期之后，再接觸流媒體等終端。

北青報：如果不考慮疫情，單說流媒體放映電影，您會覺得這可能是一種趨勢嗎？

賈樟柯：流媒體放映電影并不是新的現象，已經出現十多年了。

但對于電影來說，電影藝術最適合的放映地是在電影院，流媒體只是一個補充。

我認為這也在于導演的選擇，如果導演選擇放棄大銀幕，直接在流媒體放映，也沒有問題。對于導演來說，你認為作品最佳的觀賞場景是家庭或者辦公室還是在電影院，要看導演自己重視的是什么。

北青報：電影院放映和流媒體放映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賈樟柯：首先，電影院放映是聚眾觀看，電影聚眾本身帶給人們對于影片內容同樣的情緒反應，一起唏噓、一起嘆氣、一起笑等，讓人和人之間形成情感共識。我們是需要這種共識的，電影的魅力也在這里。

另一方面，電影藝術讓人喜歡的地方，除了它是物質現實的復原以外，還有它對現實的放大。比如特寫鏡頭，大家為什么喜歡看，因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張臉，在銀幕中可能是一張寬50米、高30米的臉，人類的表情在特寫中被放大。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珍視的傳統電影的美感，不應該放棄。再有就是，我也考慮到，要保護傳統行業。電影院畢竟是電影的傳統出口，有數以萬計的從業人員，我們也不能棄舊圖新，把整個行業淘汰掉。

疫情讓導演對人、事的理解發生變化

北青報：您在疫情期間發表的一篇短文《步履不停》中提道：“這個世界的導演可以分為兩種：經歷過戰爭的和沒有經歷過戰爭的。這種經歷的差異，代表著對人性和社會的不同理解視野。也許多年之后，我們可以說，這個世界的導演可以分為另外兩種：經歷過新冠疫情的和沒有經歷過新冠疫情的。”在您看來，經歷過新冠疫情的導演和沒有經歷過的導演，區別是什么？

賈樟柯：最大的區別是對人、事的理解和認識。新冠疫情讓我們看到了極端的處境，看到人的極端脆弱。

以前這種極端的情況是戰爭。比如二戰一結束，意大利馬上興起了新現實主義，是戰爭極端的處境和經歷使得導演對人性的理解發生變化。正是因為見過極端的情況，經歷過大的災難，對人在極端情況下呈現出來的人性有見識、有視野，所以產生了偉大的藝術。

新冠疫情也是這樣。我們遇到一種罕見的席卷全球的病毒，大家駐足在家，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全部被打破，不能社交、國境線封閉、航班斷航、人與人被隔離開等。而且，我們的對手是無形的病毒。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的脆弱被呈現出來，帶著這樣的經驗去理解人和社會的時候，我相信視野是不一樣的。

北青報：日前，希臘塞薩洛尼基電影節組織了以“空間”為主題、以新冠疫情為背景、聚焦隔離生活的短片拍攝計劃。該計劃邀請來自全球的多位導演同題創作，每部片長3分鐘左右，全部在室內空間完成。為此，4月份，您拍攝并發布了短片《來訪》，您之前接受采訪說，這是用了一天的時間，用手機拍攝出來的。拍攝這個以疫情為背景的短片，對您的意義是什么？

賈樟柯：我是很想拍這個短片的。希臘電影節的這個策劃，是旨在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電影的方式作出反應、發表感受。

我很喜歡這個創意，這代表和證明電影這個媒介也可以快速和現實生活互動。一般來說，電影是工業生產，需要長時間的組織才能創作，很難同步和社會發生互動。而且，電影創作的一般規律是先進行長時間的沉淀，去回憶和醞釀。但我認為，對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即時、快速的反應也非常重要。

在疫情中有這個策劃，我認為是對電影快速反映現實的傳統的回歸。雖然規模很小，但也提醒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電影是可以發聲的。

疫情期間新電影發行、拍攝均擱置

北青報：疫情對您自己的工作造成了什么具體影響？

賈樟柯：直接具體的影響，一個是對我最新的影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本來安排4月份在全國發行，現在也取消了，還在看之后什么時候一切恢復正常再提上議事日程。

另外，我原本還安排了新影片的拍攝。我們原計劃在春夏交接的時候拍，現在季節是到了，可以拍攝了，但是因為之前沒辦法做前期籌備，現在也無法實施。今年是沒辦法了，季節錯過去了就等來年。

但我同時完成了一些過去覺得不是太著急、太要緊的工作，比如錄制了電影知識普及節目，節目已經上線了，這是一個收獲。而且，我也寫了新的劇本。

北青報：這次參加全國兩會，您針對老年人無法自如使用智能手機網絡購物、線上繳費，以及開展網絡社交活動等現實困難，提交了一份如何讓老年人享受數字生活、安度晚年的議案。在媒體披露后，您這個議案受到很大關注。這幾天您收到什么反饋嗎？

賈樟柯：目前反饋主要是我自己在的山西代表團。議案需要代表聯署，大家都表示非常支持，說是感同身受，有共鳴。

其實包括我自己，雖然相對年輕些，但對數字生活也有不適應的地方。比如我疫情期間上網課，進直播室，弄半天上不去，我也是在學習。周圍人也有這個共鳴。

北青報：除了這個議案，您這次參加兩會還帶了什么建議嗎？

賈樟柯：我這次是帶了一個議案、一個建議。建議是和我自己的行業比較近，希望政府鼓勵民間主辦文化節展活動。現在我們的文化節展活動大部分是政府包辦，我建議增加一些對民間舉辦活動的傾斜政策，讓民間文化節展活動市場化。

文/本報記者 高語陽 統籌/劉曉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