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上午，第五屆“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新莫干山會議·2016年）第一分論壇“女經濟學家談金融創新”在浙江莫干山的蘆花蕩飯店301會議室正式召開。本次分論壇由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兼金融市場部主任歐陽曉紅主持，蘇州銀行董事長王蘭鳳、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萬喆、人大重陽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英等十多位來自智庫、高校、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杰出女性代表出席論壇。圍繞“普惠金融與創新”主題，嘉賓們對普惠金融的渠道拓展、成本控制、服務創新、配套基礎設施等方面展開熱烈和深入的討論。
普惠金融可拆分為“普”和“惠”兩方面。其一，普惠金融的“普”涉及金融機會的覆蓋面。劉英博士和上海北外灘經濟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朱磊均指出，傳統金融只服務20%的高凈值客戶，把80%的人排除在外。嘉賓們對小微企業融資難也達成了共識。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歐陽敏指出，小微企業風險高，貸款難是市場的正常選擇，但是它們又是創新的重要載體。因此，通過金融創新突破傳統金融的供給約束，實現普惠金融的內在驅動具有必要性。劉英和朱磊都倡議推廣數字普惠金融，優化資源配置，擴大普惠金融覆蓋范圍，深化普惠金融的滲透率。華夏銀行石家莊分行副行長趙巍則提議，通過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為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提供便利。其二，普惠金融的“惠”有降成本的要求。申萬宏觀的分析員吳金鐸指出，過去的小貸金融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融資成本過高。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教授曾在中國推動小額貸款，平均融資成本高達18%，一些不發達地區更是高達70%。近期，上海有六家小貸公司以地方融資平臺做征信，通過聯合資產證券化獲得融資，相較于銀行貸款，融資成本大大降低。因此，普惠金融的推廣需積極拓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包括證券融資系統、股權融資系統和債券融資系統等。
服務模式創新也是本次分論壇探討的重要議題，與會嘉賓對互聯網和數字化手段拓展、優化金融服務的供給和需求結構，給予了肯定態度。一方面，金融供給端通過結合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大幅拓展小微企業的發展機會和空間。王鳳蘭介紹道，蘇州銀行將傳統銀行業務與互聯網結合，打破區域限制。譬如，通過與旅游網站同程網合作，推出聯名信用卡，突破跨省、甚至跨境服務限制。通過對江蘇貧困區縣的淘寶電商提供“淘寶貸”等金融服務，助力小微企業發展壯大，反哺地方經濟，改善地區不平衡狀況。另一方面，金融需求端通過與大數據結合，有效提升金融服務質量。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郭曄指出，銀行等金融機構可與互聯網公司等第三方合作，對消費者的最終端消費數據進行數字分析，提供有針對性的消費金融產品，捕捉金融需求結構中的真空地帶。
普惠金融的拓展和深化有賴于全社會征信體系、監管體系、金融基礎設施的整合和優化，嘉賓們對此達成共識。一是征信體系建設方面，郭曄和劉英都提到，當前我國的征信體系仍處于較低層次。央行的征信體系主要針對工商行，評級機構只對大企業發行債券評級，征信體系對中小微企業和個人的覆蓋完全不夠。吳金鐸指出，多層次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直融環境的培養，有賴于征信系統和信息披露的完善，但目前我國仍有10億人沒有進入征信系統。多位嘉賓呼吁，當前亟需利用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手段完善征信體系。二是監管方面，趙巍和朱磊指出，當前我國對金融創新的防控沒有明確歸口，出現監管死角和漏洞，監管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普惠金融的風險防控需要內外兼修，對外監管部門需出臺政策建立市場紀律、建立消費者保護的協調機制，對內采取內控措施，保障金融創新健康有序發展。三是金融基礎設施方面，劉英指出，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善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產、學、研共同合作，打通最后一公里。
也有嘉賓認為，發展普惠金融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應犧牲金融系統效率，公平性和可持續性也都應作為考量因素。歐陽敏指出，普惠金融的根本在于普及金融機會，而非普及貸款。要讓金融服務的提供涉及用戶和小微企業的長尾部分，但不應降低貸款的控制和貸款的門檻。萬喆提出，要擺正對普惠金融的態度，不要認為普惠金融可以解決一切小微、草根的問題，就對銀行進行道德綁架。對于金融發展，仍然應該以正視聽，注重效率和程序建設。
供稿人：楊悅珉
??? 謝佳揚（安永大中華戰略與發展主管合伙人）在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新莫干山會議·2016)分論壇一女經濟學家談金融創新的發言，發言稿整理如下：
普惠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創新，創新體現在業務模式、信息技術以及管理模式等各領域。
首先，數字化技術將對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G20杭州峰會發布的《二十國集團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所闡述的，數字金融服務與有效監管對縮小普惠金融差距至關重要，數字技術能夠為無法獲得金融服務的群體以可負擔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務。
安永定期進行全球零售銀行的調查分析，以2014年調查結果看，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用戶，對于互聯網、移動設備、自動柜員機等數字化技術的選擇顯著高于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的用戶對于移動設備的偏好尤為突出，數字化技術已經滲透到我們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時至今日，全球有近20億的人群從未開立過銀行賬戶，技術革命為向這一人群提供金融服務創造了有利條件。通過與移動網絡供應商的合作，金融機構以及金融科技公司正在為用戶提供更多定制化產品和服務，為特定群體提供適用的金融服務，這也符合普惠金融的原則。
今年年初，我們對國內銀行的數字化業務發展情況做了一些分析，大多數銀行在優化物理渠道的同時，持續加大對線上渠道、電子銀行的投入力度，推進自助服務、互聯網服務。由于布設物理網點、分支機構的服務成本要遠遠超過在線渠道涉及的成本，因而對于有足夠多善于運用數字化科技的本地客戶的區域，可以考慮網點布局的調整。
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對普通民眾參與金融的程度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普通民眾既可以是金融平臺資金的使用者，也可以是資金的提供者，不同于傳統的銀行借貸模式，現在的金融平臺和機構多樣，金融產品種類紛雜。大家的選擇變得多樣。
舉個例子，五個浙大建筑的學生想在莫干山上西麓的一座山頭，建造一座看得見飛鳥、竹林和溪澗的民宿，他們說，這是建筑師的理想。而建造民宿需要的資金，他們選擇在“開始吧”這個眾籌平臺上募集，他們將自己的夢想、團隊成員、選址地點、建筑設計圖等一一展示，并提供8元、88元、388元、688元和20000元五個檔位的認籌金額，認籌人可以今后在民宿享受不同的權利。6月22日上線至今，已經籌集資金總額340萬元，共有347人認籌，達到目標金額20萬的17倍。
由此看來，這大大縮短了資金籌集的時間，降低資金成本，好的想法可以快速得以付諸實踐。較低的資金門檻，也使得對這個項目看好的人可以輕松加入該項目，在項目建成后享受服務或者直接成為股東。
其次，服務模式的創新也將幫助用戶獲得更好的金融服務，幫助更多用戶獲得金融服務。
普惠金融的關鍵是跨越階層和地域，讓普羅大眾都能夠成為金融服務的對象，尤其關注弱勢群體，因而服務模式的創新對普惠金融的發展尤為重要。伴隨社會觀念的轉變，近年來普惠金融、公益金融的模式也在不斷創新。以“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為例，由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與中國計生協、中國人口報社于1995年共同創立實施，該項目主要以貧困地區計劃生育家庭的貧困母親為救助對象，圍繞“治窮、治愚、治病”，采取“小額資助、直接到人、滾動運作、勞動脫貧”的救助模式，幫助她們發展家庭經濟，脫貧致富。該項目已經在全國很多地區開展，資金主要來自于海內外社會各界募捐、政府扶貧資金的支持、各界合作籌集。在新疆闊什塔格鎮，此項目籌集300萬元，采取三年無息貸款的形式支持闊什塔格鎮10個村300戶貧困母親的畜牧業生產。這一模式幫助更多人獲得及時的金融服務。
此外，互聯網時代也為金融服務模式的創新提供了環境，也促使金融服務不斷轉變理念，創新服務模式。越來越多金融科技公司的興起，幫助用戶體驗到前所未有的金融服務，也幫助更多之前無法享受傳統金融服務的人群可以體驗金融為他們生產生活帶來的便利。對于金融生態系統欠發達地區，移動銀行、提供智能服務，是普惠金融落地的有益實踐。我們看到，在亞太地區，也有不少類似的案例。例如，在印尼，“漂流銀行”通過去島上為當地居民提供服務，從而獲得大量新客戶。
發展普惠金融，需要充分考慮不斷演變的客戶群的挑戰，90后、00后，他們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與60后、70后有著很大的區別，我們需要用新理念、新方法滿足新一代人群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
第三，管理模式的變革也將對普惠金融起到促進作用。信息技術的創新，為普惠金融的快速發展插上了翅膀。與此同時，也為普惠金融的風險防范提供了技術保障，通過對客戶各類數據包括移動通信數據的分析，可以確定用戶的行為趨勢和財務狀況，大數據在這一領域的運用已經逐步成為現實。智能手機的普及、4G網絡的推廣，為小額消費信貸、支付結算等提供了技術支撐，而風險管理模式、風險管控手段的創新也隨之而來，只有配合客戶需求、不斷調整完善業務模式、管理模式，才能將數字化普惠金融落到實處。
最后，普惠金融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法規體系的完善，我們看到這兩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不斷完善和規范普惠金融的參與主體、監管框架、支付環境和風險分擔機制。而G20峰會也談到了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監管框架，從趨勢看，監管與行業快速變革并不同步，尤其是技術方面的變革，數字化時代，需要市場參與主體，包括各類傳統金融機構、新型數字金融服務供應商都參與其中，適時運用其新知識為具體監管指引提供建議，協助引導市場規則的發展、完善，使規則給予創新實踐一定自由度的同時，保持適當的制衡，不違背普惠金融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