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

圖二

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陳立泉院士——

在鋰電池賽道上奮力奔跑

本報記者 吳月輝

人物小傳

陳立泉，1940年生，四川南充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鋰電池專家。他研制出我國首塊全固態鋰電池，深耕能源材料領域五十載，是我國鋰電池領域的奠基人、開拓者與引領者。

中國鋰電的崛起之路，寫滿一代代拓荒者執著堅守、風雨跋涉的奮斗足跡。陳立泉（見圖一，新華社記者金立旺攝）院士正是這條征程上努力拼搏的先行者與奠基人。

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陳立泉步步向難而行：中年跨界轉行，從零開辟中國固態離子學方向；知天命之年深入產業一線，助力國產鋰電產業突圍成長；耄耋之年再戰前沿，錨定下一代電池技術深耕不止。三次抉擇，次次棄安逸、赴艱險，始終心系國家發展，順應技術發展大勢。

36歲跨界轉行，從零拓荒填補國內鋰電池空白

1976年，36歲的陳立泉迎來人生第一個十字路口。

這一年，已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骨干科研人員的他遠赴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固體化學物理研究所訪學。一次普通的實驗室開放日，徹底改變了他的科研生涯。

當天，櫥窗里一枚小小的紐扣電池，牢牢吸引了陳立泉的目光。他拿在手上仔細看了又看：電池材料是氮化鋰，電池體積小巧、儲能高效、安全性強，和國內笨重的鉛酸電池相比，完全是不同時代的產品。

回去后，陳立泉很快了解清楚：氮化鋰是一種離子導電材料，用它制造的固態電池，能量密度遠遠高于鉛酸電池，未來有可能應用于儲能、電動汽車，將徹底改變能源格局。

“這對中國未來的能源發展意義重大。”意識到這一點后，他萌發了轉行的念頭。

彼時的中國，工業基礎薄弱，電動汽車更是少有聽聞，國內的鋰電研究完全是空白領域。身邊不少同行都勸他，新領域研究風險太大，不如深耕老本行，安穩治學。

一邊是熟悉安穩的成熟賽道，一邊是充滿未知的全新領域，陳立泉毅然選擇了后者。他思考得更深遠：能源是國家發展的命脈，傳統能源短板突出，新型電池將是未來強國必備的核心技術。未雨綢繆，必須有人提前鋪路。

于是，陳立泉給物理所領導寫了一封信，申請轉變研究方向。

“我想轉向研究超離子導體，據說可用來制造汽車的動力電池。”

“同意！前提是要完成導師交代的晶體生長任務。”中國科學院和物理所領導很快批準了這一調整。這一抉擇，讓中國站上了世界電池技術革命的起跑線，也成為中國科學院前瞻識別戰略方向、支持科學家進入國際前沿的生動案例。

得到批準后，原本的訪學研究計劃也隨之重新調整。

白天泡在實驗室鉆研固態離子學原理，晚上研讀外文資料，寫滿10余本密密麻麻的筆記。之前計劃一年完成的晶體生長研究任務，陳立泉用5個月就高效完成，之后擠出所有時間攻堅電池新技術。在訪學的一年多里，他發表了4篇論文，基本掌握了固態離子學領域的關鍵知識。

1978年，學成歸國的陳立泉放棄深耕10余年的專業，從零開始，專攻鋰電池與固態離子學。

這是一次無比勇敢的冒險。沒人知道這條路能不能走通，沒人知道何時能見成果，但陳立泉無比堅定：“只要國家需要，再艱難的路，也要走下去。”

扎根艱苦一線，全力助推我國鋰電池產業突圍

轉行之初，步履維艱。上世紀70年代末，國內科研條件捉襟見肘。沒有專項經費，沒有專業實驗室和設備，也沒有參考圖紙，甚至連基礎的實驗原料都難以采購。

為了不耽誤研究，陳立泉帶著幾名學生，扛起工具、就地改造。在一處由閑置老舊雞舍改造而成的住處，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固態離子學實驗室。

這段往事，被陳立泉的學生們多次回憶。雞舍低矮潮濕，一到下雨天，屋頂漏雨、地面積水，墻角常年長著青苔，環境極其簡陋。冬天，實驗室里沒有暖氣，寒風從縫隙灌進屋內，大家穿著厚棉襖做實驗，雙手凍得通紅僵硬；夏天，實驗室里悶熱潮濕，蚊蟲成群，汗水常常浸透整件實驗服。

“沒有先進設備，我們就手工組裝簡易裝置，反復調試參數；沒有參考資料，我們就從零梳理固態電池技術體系，在一次次失敗中摸索規律。”陳立泉說。

條件差、進度慢、質疑多，是那段歲月的常態。有人私下議論，純屬自討苦吃；也有人斷言，鋰電池研究根本做不出成果。

面對非議與困境，陳立泉從未動搖。他給自己定下6年的目標：3年站穩腳跟，3年追趕國際。

“別人能做的，我們中國人一定也能做。我們慢一點、苦一點沒關系，只要不停下，就有希望。”陳立泉說。

短短5年時間，陳立泉帶領團隊填補多項國內技術空白，數十篇高質量論文讓中國鋰電研究首次站上國際學術舞臺。

1988年，簡陋的實驗室里誕生了中國第一塊固態鋰電池。這是中國鋰電“從0到1”的歷史性突破，徹底終結了國內無自主鋰電池技術的局面。

然而，陳立泉并不滿足于此，他認為科研的終極價值在于賦能產業、惠及百姓。

由于當時材料體系、電芯設計、制造工藝都不成熟，全固態鋰電池短期內并不具有商業化的可能性。陳立泉沒有退縮，而是做出新的戰略判斷：必須盡快轉向更接近產業化的液態鋰離子電池，填補我國在這一關鍵技術領域的空白。

1995年，陳立泉團隊率先研制出國內第一塊液態電解質鋰離子電池；

1998年，團隊依靠自制設備、國產原材料和自主創新技術，建成國內首條18650型鋰離子電池中試生產線，年產能達到20萬只；

1999年，團隊生產的專業攝像機電池，用在了國慶閱兵式拍攝設備上；

…………

2014年，中國鋰電產業全球市場占有率超越日韓，登頂世界第一。曾經被國外“卡脖子”的技術，徹底變成中國領跑世界的優勢產業。

耄耋之年再出發，布局搶占下一代電池先機

當中國鋰電池產業迎來快速發展，產業鏈完整、市場規模全球第一，已80多歲的陳立泉本可以安享晚年，他卻再一次做出了不一樣的選擇——主動奔赴更前沿、更艱難的新賽道。

陳立泉清醒地認識到，傳統液態鋰電池已經逼近能量密度天花板，還存在起火、漏液等安全隱患。同時鋰資源稀缺、價格波動大，長期來看，難以支撐國家長遠的能源戰略和交通電氣化發展。

“固態電池采用不易燃燒、不易揮發和穩定性高的固態電解質，將重構現有電池材料體系，有望實現電池本質安全和高能量密度，被全球公認為下一代電池技術的重要方向。”陳立泉說。

但漫長的研發周期、不確定的技術前景、微薄的短期回報，讓很多團隊望而卻步。陳立泉始終篤定，核心技術、國家能源安全必須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耄耋之年的他帶領團隊大膽創新，全球首創“原位固態化”技術路線。經過數年日夜攻堅，成功研發出具備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新一代變革性電池技術，率先實現規模量產與應用。與此同時，他還全力布局鈉離子電池研究，破解鋰資源受限的產業短板，為中國新能源產業搭建雙重技術保障體系。

如今，86歲的陳立泉依然站在科研最前線。面對榮譽與贊譽，他始終很淡然：“我要把基礎鋪好，給年輕人搭好臺階。”

回望陳立泉的科研人生，三次關鍵選擇，寫盡一位科學家的赤誠與擔當。如今越來越多青年科研人追隨他的腳步，扎根新能源領域潛心攻關。正是一代代科研人以無畏之擇、久久之功，撐起了中國科技自立自強的脊梁。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第十四研究所賁德院士——

為雷達技術研究拼搏奉獻

本報記者 李君強 劉詩瑤 王靖遠

人物小傳

賁德，1938年生，吉林長春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資深首席科學家、中國電科第十四所科技委顧問，主持研制我國第一部機載脈沖多普勒（PD）火控雷達，參與研制我國第一部相控陣雷達，為我國雷達技術研發作出重要貢獻。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所區里，樹木蔥蘢。

記者到達時，88歲的賁德（見圖二，受訪者供圖）早已來到辦公室，開始了一天的工作。談起雷達，這位滿頭銀發的老人語速明顯快了起來，說到關鍵處，還會用手比劃講解。

有人說，雷達是國防的“眼睛”。賁德用一生為這雙“眼睛”看得更遠、看得更準而不斷努力。

國家需要什么，就去研究什么

賁德說，自己這一生最大的幸運，就是趕上了新中國培養科技人才的好時候。

1938年，賁德出生在吉林九臺農村。家里六口人，僅靠幾畝薄田維持生計。

家里困難，父親卻堅持讓孩子讀書。小學畢業時，賁德被保送到離家20里外的中學，每個月要交7塊5毛錢的住校伙食費。父親對他說：“家里拿不出錢來，但你學習好，不念可惜了。”

為了省住宿費，這個十三四歲的少年，每天天不亮便出門去上學。鞋子在砂石路上磨損很快，為了不穿壞鞋子，賁德離開家沒多久就把鞋脫下來，赤著腳一路跑向學校，快到校門口時再把鞋穿上。

這樣的成長經歷，讓他格外珍惜每一次學習機會。從小學到高中，他始終成績優異。高中階段依靠國家助學金完成學業。也是在那時，一個樸素的念頭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國家培養了自己，一定要為國家作貢獻。

1957年，他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在電機專業學習，后被調整到雷達專業。“那個年代，國家需要什么，就去研究什么。”賁德說。畢業后，賁德來到十四所。作為新中國雷達工業的發源地，這里承擔著國家諸多重要的雷達科研任務。組織交給他的第一項任務是研制功率譜密度分析儀中的一個關鍵部件——振蕩器。期限只有一個月，可他從未設計過振蕩器。

怎么辦？沒有人可以請教，就請教書本。他跑到圖書館，找到一本200頁左右的俄文專業書，一頁一頁啃下來。兩個星期，整本書被他徹底讀透。

隨后開始設計、焊接、調試。第一次通電，示波器上只有一條直線，什么波形也沒有。他一項項檢查，發現了一個焊點漏焊。補焊之后再次通電，規則的正弦波終于躍上屏幕。

任務完成了，但他卻沒有停下腳步。測試時發現，溫度一升高，振蕩器頻率就會發生變化，不滿足整機要求。于是，他主動推倒重來。重新設計、制作、試驗，用溫度補償的方法解決了穩定性問題，最終交出了一套完整的設計方案。

這是賁德參加工作后的第一項科研成果。很多年后再回頭看，賁德覺得當時的經歷影響了自己一生：“做科研，總要盡全力把事情真正做好。”

一次次“從零開始”

賁德參與研制了我國第一部遠程預警相控陣雷達。

沒有現成經驗，甚至連教材都沒有，擺在科研人員面前的是一張白紙。“首先要把它的基本原理研究明白。”這是賁德想到的第一件事。

公開發表的科研論文成了唯一的“老師”，但這些資料大多是英文。于是，他從最基礎的語法開始學，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背。排隊打飯時背、上廁所時背，把零碎時間全都變成了學習時間。短短兩個月，他已經能夠閱讀英文資料。

當有人問起他是不是語言天賦特別好，他笑著搖頭：“完全是工作需要。”一句話，道出了那個年代科研工作者的共同選擇：國家需要，就一定要學會。

正式開始研制后，更大的挑戰接踵而來。相控陣雷達有8000多個收發單元、近1000平方米的天線陣面、上千公里控制導線、數以千計的機柜……宛如一個鋼鐵巨人。

為了建造這部雷達，賁德和張光義等技術人員輪值工作，一個部件一個部件盯，一個參數一個參數調，攻克了一項又一項技術。

用了10余年時間，我國第一代遠程預警相控陣雷達終于研制成功。我國雷達探測距離延伸到數千公里之外，正式邁入相控陣時代。

幾十年后，提起這項成果，賁德說：“看到后來相控陣技術不斷發展，廣泛應用到海陸空天領域，我覺得當年的努力非常值得。”

任務完成后，賁德并沒有迎來想象中的輕松。領導再次找到他，這一次是機載脈沖多普勒火控雷達研制任務。

聽完任務介紹，賁德沉默了，這是他科研生涯中少有的一次猶豫。地面雷達和機載雷達幾乎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技術體系，轉向機載雷達研究是又一次“從零開始”。

領導告訴賁德，我們的戰斗機沒有先進火控雷達，就難以發揮應有的戰斗力，“這是國家急需。”

“國家需要就是我的責任和義務。”賁德說，他接下了任務。面對當時世界雷達領域最尖端的技術，賁德仍然堅持最熟悉的方法：先吃透原理。

他帶著團隊，把所有關鍵技術逐項分解，設立100多個專題課題，數百名科研人員同步攻關。

關鍵技術突破了，開始整機設計；整機完成，又進入漫長的試飛驗證。作為技術負責人，賁德幾乎全程跟飛。他說，“不上去就不知道問題到底出在哪。”

一次試飛中，飛機一臺發動機突然熄火，幸虧飛行員沉著處置，飛機最終安全返航；另一次，起落架遲遲放不下來，飛機只能一遍遍盤旋，最終飛行員利用特殊飛行動作，才將起落架成功甩出。

談起這些驚險時刻，賁德說：“那時候還真沒覺得害怕。”上了飛機后腦子里只有一件事：測試參數是不是準確。

要把雷達裝在飛機鼻子尖上，必須要減輕機載雷達重量。團隊提出一句口號——“為減少一克而奮斗”。為了攻克天線焊接難題，沒有設備，就自己建爐；沒有工藝，就一次次試驗。失敗了，重來；再失敗，再重來，整整10年。

從1979年接到任務，到1990年前后完成，賁德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個完整的周末，春節照樣工作，他的體重從123斤降到了108斤。雷達通過鑒定后的第二天，他住進了醫院。長期勞累引發感冒，又誘發心肌炎，一病就是好幾年。可直到今天，他仍覺得這10多年非常值得。“我國擁有了自己的先進機載脈沖多普勒火控雷達，這對我們實現空軍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賁德感到非常驕傲。

長期關注前沿技術研究

如今，賁德的目光投向了新的方向。這些年，他長期關注天基雷達等前沿技術研究，了解國際最新進展，也不斷思考中國雷達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帶領中國電科年輕團隊，為了“國家需要”，堅持向科技創新要戰斗力，不斷攻克關鍵核心技術。

這些年，賁德常常走進校園和學生們交流。面對中小學生，他努力把復雜的雷達知識講得生動有趣；面對大學生、研究生，他更愿意講自己年輕時怎樣學習、怎樣做科研。

在他看來，如今的年輕人擁有更好的學習條件，應該更加珍惜。“條件好了，更要沉得住氣，堅持長期主義。”這也是他一生行走在科研報國路上的體會。

1964年，賁德加入中國共產黨。談及當年寫入黨申請書時印象最深的一句話，他脫口而出：“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60多年過去了，這句話依然銘刻在心。

回望走過的人生路，從東北農村光腳走幾十里路上學的少年，到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賁德很少談及個人得失。采訪中他最頻繁提到的是兩個詞，一個是“國家培養”，一個是“國家需要”。

如今，賁德仍有屬于自己的遺憾和心愿：“我的遺憾是工作做得還不夠。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為雷達事業的發展再多作一點貢獻。”

告別時，賁德握住記者的手溫暖有力。回頭望向辦公室，老人已經重新坐回辦公桌前，翻開剛剛放在一旁的資料。在賁德心中，有一句話從未改變：“國家需要就是我的責任和義務。”

《 人民日報 》（ 2026年07月09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