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之后入學的中小學生，將會從課本上自然而然地學到這一點：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

這14年的起點在哪？一個小小年紀就參了軍的戰(zhàn)士知道。

當初走在東北抗日聯軍的隊伍中，13歲的李敏非常希望自己能順利活到18歲。

東北抗聯第六軍戰(zhàn)士 李敏

這支年輕的軍隊——最早由農民、土匪、學生、教師等人組成，自稱義勇軍、反日游擊隊、人民革命軍……后來中國共產黨將其整合為東北抗日聯軍，在長白山、小興安嶺、松花江沿岸與日本侵略軍游擊作戰(zhàn)。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一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引發(fā)全面抗戰(zhàn)，再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們從未停止抵抗。

“其環(huán)境之艱苦與惡劣，在世界戰(zhàn)爭史上也是罕見的。”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學會會長步平說。東北抗日聯軍的兩任總司令、中國共產黨黨員楊靖宇和趙尚志，都犧牲在這片戰(zhàn)場上。以東北義勇軍為原型創(chuàng)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后來被新中國定為國歌。

不少抗聯老戰(zhàn)士都渴望談談十四年抗戰(zhàn)。東北抗日聯軍將領、中國國家圖書館老館長馮仲云之女馮憶羅，后來將一份抗聯老兵的聯系人名單交給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

東北抗聯將領馮仲云之女 馮憶羅

66本“戎馬生涯”的回憶

很長一段時間，“八年抗戰(zhàn)”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記憶。

很多抗聯老兵、戰(zhàn)士后人和東北學者無法認同這種描述。

2011年，國家圖書館的中國記憶項目組動身尋找東北抗聯戰(zhàn)士，采集口述史。

“我們開始得有點晚了。”中國記憶項目中心副主任田苗坦言，他們第一次去東北采訪，參加的就是一位老戰(zhàn)士的葬禮。

第二年，另一位老戰(zhàn)士蔣澤民被找到時，已經101歲，進入生命的最后階段。他躺在沈陽的醫(yī)院里，時而清醒，時而昏睡。

東北抗聯二軍四團戰(zhàn)士 蔣澤民

在尚且康健的時候，他不知花了多長時間，用大小不一的本子寫下從軍回憶，足足66本，全都放在家里。封面上寫著，“我的戎馬生涯”。

當項目組的攝像機對準他，想再聽他講一講時，這位參加過東北人民革命軍、在重慶談判期間給毛澤東當過警衛(wèi)員的老人，靜靜躺在病床上，面頰凹陷，一句話也說不出了。病床上方掛著紀念他“從軍八十一周年”的紅色條幅。

項目組逐漸意識到，找人比想象中更難。“很多都是普通的戰(zhàn)士，不是比較有名的，在哪個地方工作過、現在怎么樣……都沒有。普通戰(zhàn)士很難有史料記載。”中國記憶項目中心的韓尉說。

馮仲云曾就讀于清華大學數學系，后來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政治部主任。他寫下《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苦斗簡史》，遺憾有的戰(zhàn)士“沒能親眼看見祖國的光復”，有的“連個名也未曾被人得知”。

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王宜田多年研究楊靖宇領導的東北抗聯第一路軍。他估算，這支軍隊高峰時期有6000余人，但目前能找到的犧牲者名錄，留下名字的，只有1000余人。

許多戰(zhàn)友彼此失去聯系。老兵劉淑珍說，因為曾經生活貧窮，她沒有去找過戰(zhàn)友，“去也不一定能見著”。

多年來，從東三省到北京，再到湖北、四川、新疆、廣東，中國記憶項目組只找到30位已知健在的東北抗聯老戰(zhàn)士，他們性格各異。

住在廣州的干休所里的老戰(zhàn)士盧連峰，反復念叨著“紀律”。他告訴項目組，要采訪，得上級部門同意，還得遵守干休所的規(guī)定。項目組寫了介紹信，還把干休所所長請到現場，他才同意講述。

東北抗聯第十一軍戰(zhàn)士 盧連峰

而等待已久的潘兆會，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湯原縣，對著鏡頭激動地掀開衣服，露出他受過槍傷的肚子。

他用手比劃著：“子彈擱這邊進，擱這邊出來的，這腸子都出來了，我就往肚子里塞吧塞吧，用手巾堵上，再用褲腰帶系上了。那是閏七月，光肚子打兩回。”

潘兆會說的那一仗，師長死了，部隊散了，21歲的他負傷棄槍，回鄉(xiāng)務農，直到94歲，沒有人能證明他當過兵。

耄耋之年的女兵，面對這些來訪的陌生年輕人，會分享曾經難以啟齒的秘事，比如在部隊中來月經沒法處理。

“我生完孩子，也沒有奶，也沒有東西吃，小孩子也沒吃的，一個星期左右吧，小孩就死了。死了以后，我又去找部隊，跟著部隊走了。”老兵李在德平靜地說。

東北抗聯第三軍戰(zhàn)士 李在德 本文圖片除特別標注外，均由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提供。

有人對著鏡頭唱歌：“士兵原本是工農，為何來當兵……”這是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趙尚志教的。“趙尚志說，妹妹，你們都好生學，我們活不長啊，你們能活長，這些個歌吧，那你要能唱就唱出去，把這些歌給我宣傳出去，能流傳后代，是這么個意思。”抗聯呂老媽媽的女兒呂鳳蘭記下了。

“一光復我就唱了。我后來還給俺們孩子唱。（20世紀）五幾年的時候，我當街道婦女主任，一到開會，就給她們唱。她們說，你還會唱歌？我說我會。”她把這首歌的故事又講給項目組聽。

韓尉的理解是：他們將自己這輩子很重要、很特別的一部分，細致原本地拿出來給別人看。

這些普通的戰(zhàn)士，記住的都是個體微小的經歷和感受。他們或許不懂宏觀戰(zhàn)場的布局與戰(zhàn)略，但14年間的苦斗景象，依舊從他們的言談與眼淚中浮現出來。

“你回去告訴王隊長，我誓死也不叛變”

冬天又來了。行軍的隊伍在山里蹚雪，走一趟過去，樹枝把身上的棉衣左抽又刮，掛得哪兒都是棉花。

“身上穿的衣服，無論冬天多冷，都露著肉。”盧連峰回憶。東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攝氏度是常有的。

遇著沒上凍的河，戰(zhàn)士們要蹚水過，上岸走著走著，褲腿就凍硬了，邁不開步了。

他們穿的烏拉鞋（東北特有的一種鞋，一般用牛皮或鹿皮縫制——記者注），里頭填的烏拉草，走一走就磨沒了。腳后跟凍破了，肉都翻著，骨頭杵出來。

“疼得有的人沒辦法了，就用腳尖走。”多年后，想起當年的場面，盧連峰仍覺得“看著很可憐”。

常常有人這樣犧牲——走累了，在雪地上靠著樹休息，像睡覺一樣，就再也起不來了。“凍死的人‘最好看’，沒有一點痛苦的現象。”李在德回憶。

有的隊伍不像軍隊，盧連峰說，“像要飯叫花子。頭發(fā)老長，臉黑黑的，手都是黑的”。有人怕凍掉耳朵，就用破布條把長得很長的頭發(fā)攏起來，把耳朵綁上。

東北抗聯沒有敵后根據地，敵人的數量是他們的數十倍，多數時候，他們只能在隱蔽的山區(qū)活動。有的隊伍在山里住了5年，5年沒見過被子。

夜里點上火堆，幾個人靠在一起睡覺。胸前烤熱乎了，后背凍得冰涼。凍醒了，又翻身烤后背。沒等后面烤熱，前面又涼了。

曾有個戰(zhàn)士，突然抱著楓樺樹笑——楓樺的皮是紅色的，他以為那是一團火，就脫掉上衣，光著身子，笑著笑著，一會兒就沒有氣兒了。

李敏記得，有一夜戰(zhàn)斗后，隊伍找到了一處沒頂的房子，在里頭烤火。“大家高興了，就問今天是什么好日子，這零下40（攝氏）度啊，我們住上房子了。”

“苗司務長算來算去，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實際上就是1939年的春節(jié)。”李敏回憶道，為了慶祝這個夜晚，“苗司務長”從包里拿出一只破掉的牛皮烏拉鞋給大家吃，就那樣放在鍋里煮。

1938年后，東北抗聯的饑餓問題愈發(fā)嚴重。一份遞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上寫著：“現在我們主要的問題便是供給，并不是爭取大小軍事勝利的問題。”

提前埋好的糧食，要么讓野豬吃了，要么讓熊吃了。沒東西吃，更沒鹽吃，戰(zhàn)士身上浮腫，臉腫得互相認不出。

“什么吃的都沒有了，殺馬吧。有的人還把馬鞍背著，最后沒有勁兒了，沒有馬了還拿著干啥，都扔了吧。”騎兵盧連峰回憶。

或者吃樹皮，割下來拿水泡，再拿火烤，搗成糊糊吃，吃了就便秘。老兵于桂珍說，遇到危急情況，樹皮也不能隨便刮，怕暴露行動軌跡。

抗聯歷史研究者史義軍在走訪中聽過這樣一個故事：大小興安嶺的狼群來了，饑餓的戰(zhàn)士連端起槍的力氣也沒有了，等后續(xù)的戰(zhàn)友過來時，就剩下了一副凌亂的骨頭架子，沒有皮肉的手還緊緊握著槍。

山林里飄落著日軍用飛機散發(fā)的傳單。上面寫著：“諸君冰天雪地，饑寒交困，痛苦異常，缺乏生活興味……抗日迷夢應行速醒，大滿洲帝國王道樂土，諸君應速歸順，現在是良好機會。凡以前歸順者都得享安樂幸福……”

曾任東北抗聯領導人的周保中后來寫道：“在窮年累月不斷的行軍作戰(zhàn)中，就是鐵漢子也有的不堪苦累的。然而婦女卻沒有一個害怕苦累的，更沒有逃亡叛變的。”

“冬天真難熬啊，熬不過去。”老兵黃殿君記得，打灣溝部落的那一仗時，他們已經7天沒吃飯，“腿都抬不起來了”。戰(zhàn)士們又說，打，寧可打死也不能被餓死。

一個戰(zhàn)士在執(zhí)行任務時餓倒，給另一位戰(zhàn)友留下遺言：“我走不動了，不行了。你回去告訴王隊長，我誓死也不叛變。”

他們虛弱得連掩埋戰(zhàn)友的力氣都沒有，只好將遺體安放在樹叢里。李敏因此“覺得這個事業(yè)很偉大”。

“你知道農村多么困難，死了人，拉出去就完事了。”她回憶起那個年代，“戰(zhàn)友們犧牲了，大家都這么懷念，這多神圣，好像供老天爺一樣的，所以覺得我們這個犧牲很光榮。”

“你這孩子，不害怕打仗？”

鄉(xiāng)下，一個穿著紅肚兜的小男孩跑著玩。日本兵來了，見他光著屁股，哈哈大笑，上去逗他玩。

小孩不搭理，日本兵把槍拿起來，上了刺刀，照著這個小孩的后背攮了進去，然后把小孩搭在肩膀上，滿街走。

86歲的老兵胡真一牢牢記著這一幕——“這個孩子當時還沒死，還在哭還在叫喚，那血就滿街地流，到處流，流在地上。這個時候我最恨。”

東北抗聯第五軍戰(zhàn)士 胡真一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在東北地區(qū)展開大規(guī)模侵略，破壞基礎設施、侵占城市、屠殺百姓，建立偽滿洲國，讓人們說自己不是中國人，而是滿洲國人。

日本軍隊走過鄉(xiāng)村，東北女作家蕭紅寫：“亂墳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無人掩埋，野狗活躍在尸群里……每個家庭是病的家庭，是將要絕滅的家庭。”

“我參軍的原因，主要是對日本人不滿、恨。恨得不得了，就是這樣。”胡真一說。

這一代東北人，在課堂上聽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家鄉(xiāng)”。學識字，先寫自己的名字，第二句就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有的學校組建了抗日救國兒童團。李在德的小學校長是后來抗聯第二路軍總參謀長崔庸健。她回憶：“那時候晚上經常緊急集合，老師帶著我們，到老百姓埋人的墳地去抓特務，鍛煉我們的膽子。”

許多孩子從小就給抗聯送情報，把信件編在辮子里。呂鳳蘭后來也想不通：“跑信也危險著呢，有時候逮著兒童團的就給打死了。那時候的孩子都八九歲，怎么那么堅決呢？我也尋思。”

17歲的胡真一后來參加抗聯的婦女排，因為“敢隨便張口就罵日本鬼子”，被提拔當了班長。

“我家里一個人沒有，都讓日本人扔大江里了。”劉淑珍因此14歲就參軍，在戰(zhàn)場上“豁出死去搶那些傷員去”，連拉帶扛，渾身是血。

母親是共產黨員，被日本兵扔到井里犧牲，16歲的李在德此后跟著抗聯的隊伍走了。吳玉清15歲上山抗戰(zhàn)之后，父親受到牽連，被日本兵拷打致死。她跟部隊要槍，“領導說你這孩子，不害怕打仗？”

打仗是什么場面——盧連峰回憶：“日本鬼子從那邊上來了，戴著紅領章，拿著戰(zhàn)刀吆喝，也有騎兵來了。那炮打得，那榴彈炮啊，打得狼煙地動，整個一屯子打得，那就沒辦法了，雞也叫，狗也叫，牲口也叫，就像刮臺風似的，風草啥的，滿天似的。”

日本人擅長“拉網”戰(zhàn)術。把整個山區(qū)圍起來，然后一點點逼近，把抗聯的隊伍集中到一個山頭攻打。山腳下都是日本的移民開拓團，提供后勤保障。

李敏形容那種恐懼：“過去沒這樣害怕，覺得頭發(fā)好像立起來的感覺，這么怕，也很冷，覺得怎么肉皮都有點兒緊。”她一個人站崗放哨，突然聽到了山下踩樹枝的聲音。

“絕不是黑瞎子（熊——記者注），黑瞎子走得比這慢。這個是很有節(jié)奏的。我就問，‘口令，口令’，沒有回答，說明不是我們自己的隊伍。我特別緊張害怕，就端起馬槍給他打了兩三槍。”

“心想這回可完了……”黃殿君講起自己一個人作戰(zhàn)負傷的經歷：“一拽子彈就剩10發(fā)了，一想完了，這時候一尋思也想家了，就哭了……我一摸還有倆手榴彈，行，最后還能扔手榴彈。”

潘兆會17歲加入抗聯，至今記著第三路軍總指揮李兆麟說過的話：指著咱們這幾個人打日本子（東北方言中對侵華日軍的蔑稱——記者注）打不了，中國地方大，日本人少，咱們就是分散他的兵力，起這個作用。“他講這玩意兒講得有理啊。”潘兆會說。

自1932年起，中共滿洲省委直接領導各地抗日武裝，將散落的火種匯聚起來。1936年，東北抗日聯軍正式建立，下轄11個軍，約3萬人。

在今天看來，韓尉說：“東北抗日聯軍的歷史意義是非常重要的，雖然他們總體的軍事力量并沒有那么強，但是如果沒有這支隊伍，東北就是敵人的后方了。對于全國的抗戰(zhàn)形勢來講，那是不可想象的。”

據統計，14年間，這支高峰時僅3萬余人的隊伍，殲滅和牽制日偽軍數十萬，不僅配合全國抗戰(zhàn)，還有力支援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

14年間，戰(zhàn)爭成為一種性命攸關又普通、漫長的生活。盧連峰記得，他們有一天打了7仗，有時一仗要整整打一夜。“剛端起來飯碗想要吃飯，他（敵人）就趕來了，我們只好跑。”

敵人火力硬，一時打不下來。傳令兵就來喊，調回去吃飯。吃了上頓不知道還有沒有下頓。“吃完飯了又返回去打，非拿下來不行。”潘兆會回憶。

在一次撤退中，盧連峰的馬被打傷了，邊跑邊竄血。他也負傷了，“腳這么一動，那血在烏拉鞋里頭都響。”一位當地老人把他接回家，把被血凍得梆硬的棉褲給他換下來，擦洗傷口。

老人見盧連峰傷重，愿意收留他，團長問他：“小盧你愿不愿意留下？”盧連峰拒絕了，他加入抗聯，是因為“不想當亡國奴”。

“犧牲的人都沒數，今天還好好的，明天就沒了，后來咱都不敢問了。”王鐵環(huán)說，“打一次仗，就減少幾個，哎呀，那真難受啊，得難受很多天呢。”

見了犧牲戰(zhàn)友的尸首，胡真一就哭。隊長訓她：“你別老哭，哭什么，趕緊挖，挖坑把他們埋上。”

在李敏的講述里，艱難的戰(zhàn)役中，戰(zhàn)士們會數次作好準備，迎接自己最后的時刻：“突不出去，大家就準備就義了，感覺很絕望。”

打了一會兒，又有人說：“你們戴紅軍帽的都站出來，站到前邊，有旗的都把旗打出來，紅旗，列隊、唱歌、就義吧。”

永不忘

為了給歷史留住這些時刻，中國記憶項目組做了他們能做的一切。

第一場訪談動身之前，盡管知道是葬禮，項目組也去拍了。故去的人是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戰(zhàn)士單立志，參與過多場戰(zhàn)斗。“我們想還是去參加一下吧，畢竟準備了那么久。”田苗說。

東北抗聯第七軍戰(zhàn)士 單立志

在聯系蔣澤民時，“去之前就聽說他可能講不了了，但我們還是想去拍一些鏡頭”，韓尉說。在這之后不久，蔣澤民去世。項目組將老人最后的影像刻成光盤，寄給了他的女兒。

“（蔣澤民的女兒）蔣阿姨說，我們是最后去記錄老人的一撥人，她很感動，覺得我們很認真對待這個事。之前有一些團隊，覺得老人不能說話了，就沒去拍。”韓尉說，因此，蔣澤民女兒把父親的66本日記全部捐給國家圖書館。

老兵陸保平在湖北宜昌生活，起初什么也不肯說，也勸項目組不要來，“來了也問不到什么”。但他們還是去了。

后來人們才知道，加入抗聯前，陸保平曾在偽滿洲國的偽靖安軍當兵。這在他心里一輩子是個坎，覺得不光彩。

日軍進東北的時候，陸保平13歲。那時家鄉(xiāng)的縣長是日本人，旗桿上掛的也是日本太陽旗。他跟著地下黨炸過日本人的汽車，之后一直想做點什么，但手里沒有武器。當偽滿洲國政府下令招兵，他便參了軍。

“對老百姓而言，相當于找了份工作。”韓尉表示理解。項目組跟老人的兒子反復溝通，認可這樣的轉變是光榮的，陸保平才慢慢愿意講述。

人們發(fā)現，他對一場起義印象很深。當時他所在的偽滿洲國政府軍某連的71名士兵，帶了8挺機槍、兩具擲彈筒，要起義加入東北抗聯。偽軍朝他們喊話，叫他們回去，說會寬大處理。陸保平回憶：“我們用火箭炮回答了他。”

訪談結束，他開心地戴上軍帽，在攝像機前走起了正步，還要請項目組在樓下的餐館吃飯。

這些年來，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共積累了逾百位受訪人、超過400小時的視頻口述史料，此外，還拍攝了約10小時的東北抗聯密營和戰(zhàn)跡地影像資料，收集到歷史照片約1000幅、錄音帶233盤、非正式出版物138冊件。

全國政協常委馬志偉也一直為此事奔走，他的祖父是領導江橋抗戰(zhàn)的將領馬占山。馬志偉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出，應加快對東北抗戰(zhàn)歷史的研究，尤其是對分散在東北各地的義勇軍、抗聯的史料搶救征集及史學研究。他認為，“八年抗戰(zhàn)”的說法會使九一八事變后的江橋抗戰(zhàn)、東北義勇軍抗戰(zhàn)、抗聯抗戰(zhàn)難以得到應有的認可。

馬志偉還記得，20世紀90年代他第一次出訪日本，考察新干線，一位拄著拐棍的日本老人得知他是馬占山的孫子，在火車上站起來鞠躬，“一個勁兒地道歉”。

2002年，東三省黨史部門專家開始聯合編寫“東北三史”——東北抗日聯軍史、中共滿洲省委史、東北淪陷史，目前《東北抗日聯軍史》已經出版。

2024年10月2日，吉林長春，吉林省博物院東北抗聯軍旅文化專題展上，一幅名為“抗聯密營縮影”的作品。視覺中國供圖

2012年，為了宣傳東北十四年抗戰(zhàn)歷史，吉林省電視臺還專門拍了8集紀錄片《東北抗聯》。王宜田當時擔任顧問，他記得，攝制組里的年輕人“起了雞皮疙瘩，光看資料都受不了”。最終片子反響不錯。

2015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說：“中國人民經過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

此后，國內逐漸興起“抗聯熱”，研究東北抗聯的學者多起來了，東北不少高校成立了相關研究機構，還組建了考古隊。有人專門收集史料，有人專做抗聯人物研究，更多史實被打撈出來。

遼寧專家側重研究東北義勇軍，吉林側重偽滿洲國史、抗聯第一路軍，黑龍江則重點研究抗聯第二、三路軍。20世紀90年代末，遼寧省政協還曾組織人員，到全省各地抗日義勇軍斗爭遺址進行調研。

地方上也有不少研究抗聯史的人，王宜田介紹，大多是地方黨史辦的主任。“凡是抗聯走過的縣，都有兩三個搞研究的，有的退休了，也還接著做。”他說，這些老主任大多七八十歲，不少都采訪過抗聯戰(zhàn)士。他還記得，通化市史志辦老干部胡惟仁，采訪過楊靖宇的警衛(wèi)員，還為學者、記者引薦過不少老戰(zhàn)士。靖宇縣的史志辦專家劉賢曾一直尋訪楊靖宇的犧牲經過。

此前尚未受到關注的東北抗聯戰(zhàn)士，比如許國有、石振華，有了傳記；許多史實模糊的戰(zhàn)斗，經由老戰(zhàn)士和村民的講述，找回更多細節(jié)；那些流傳于民間的抗聯故事，如《搬醬缸》《抗聯李子園》等，也被一一記錄。還有人在尋訪中找到了趙尚志的顱骨，2008年，英雄終得還葬故鄉(xiāng)。

針對李敏老人和黑龍江省多位政協委員的聯名提案，教育部也做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全國政協委員、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洪袁舒“關于盡快將我國十四年抗戰(zhàn)歷史寫入中小學教材的建議”曾得到教育部回復，“將會對教材修改工作進行全面部署”。

只是，時間過去了近一個世紀，有些歷史細節(jié)再也沒辦法找到。王宜田曾到通化縣二密河北甸子的剜眼睛溝尋訪戰(zhàn)場，跟著當地老百姓走訪發(fā)現，曾經抗聯部隊走過的小道已修成高速公路，被殲日軍的墳墓也早就被埋在了地下，種上了莊稼。

王宜田還曾給一所大學的教師分享抗聯研究，臺下的年輕干部不斷提問，原定1小時的分享講到3小時。三四天后，有人去了楊靖宇殉國地，聽講解員講得有出入，又給他打電話。

一個東北年輕人曾在和平年代去看過先輩在林海雪原里的住處。天下著大雪，能見度只有20米，雪可以輕易沒過人的小腿，松樹被壓得直不起腰，人穿著羽絨服站在室外，10分鐘就能凍得渾身發(fā)抖。這個年輕人感嘆，“在這種環(huán)境里卻有人與日寇戰(zhàn)斗到最后”。

馮憶羅之孫韓昇宏還記得，他小時候總有人來家里找祖母做訪談。2014年之后，來拜訪的人更多了。有時他也能聽到，祖母用座機和老朋友打電話。從東北來的人，到北京看祖母，還會在家里住。

韓昇宏后來在網上看到當代戰(zhàn)爭紀實畫面，才開始意識到打仗意味著什么、他的曾外祖父和戰(zhàn)友們經歷了什么。他曾跟著中國記憶項目組去東北做口述記錄，驚訝地發(fā)現，面前的老人，能講出和曾外祖父在哈爾濱的往事。

東北抗聯第五軍戰(zhàn)士 王明

直到今年，中國記憶項目中心仍在尋找更多的抗聯老戰(zhàn)士，盡管能找到的已經不多了。

2018年，95歲的李敏登上央視《等著我》節(jié)目，身著戎裝尋找戰(zhàn)友。節(jié)目組奔赴各地，聯系了當時健在的幾位東北抗聯戰(zhàn)士，分別是：101歲的李在德、99歲的周淑玲和93歲的張正恩。因為身體原因、路途遙遠，老人們沒來現場，只錄下了幾段視頻。

畫面中，張正恩坐在床上，每說一句話，都顫顫巍巍地抬起手敬禮。他向李敏問好，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李在德坐在輪椅上，鼻子插著氧氣管，她說：“有的戰(zhàn)友是一直在我腦子里，經常想，他們開始都是我們一同參軍的游擊隊，可是這會兒，大概剩得沒幾個了。”

去到現場的是馮仲云之女、時年87歲的馮憶羅。她坐在輪椅上，見到李敏，兩個人都哭了。那時馮憶羅的身體已經不太好，幾乎不怎么出門。

節(jié)目播出后不到20天，周淑玲去世了。兩個月后，李敏走了。第二年，李在德、馮憶羅也走了。又過了兩年，張正恩走了。更多的人沒有留下名字。

今天的中國這樣記住英雄：黑龍江有“尚志市”“靖宇街”“兆麟公園”，吉林有“靖宇縣”，遼寧有“尚志鄉(xiāng)”“抗聯中學”，四川有“一曼村”……翻開教材，所有涉及“八年抗戰(zhàn)”表述的科目，包括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等，都已經改為“十四年抗戰(zhàn)”。

如今的中小學生也會在歷史課本中學到：九一八事變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起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