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杜澤遜，1963年生，山東滕州人，山東大學文學院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典文獻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現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著有《文獻學概要》《四庫存目標注》等作品。2022年開始擔任山東省重大文化工程《齊魯文庫·典籍編》主編。

初冬的山東大學校園，靜謐清新。清晨時分，繞過曲折的走廊，記者走進位于山東大學中心校區文史樓北樓二層的“校經處”。

走進房間，只見中間擺著一張長條桌，桌上擺滿書籍資料。在成摞的古籍中，杜澤遜（見圖，山東大學黨委宣傳部供圖）正聚精會神地對從《永樂大典》拆解出的切片進行整理。校勘、標點、注釋……從事古籍整理研究近40年，杜澤遜孜孜不倦，不曾懈怠。

“尋書、讀書成為生活中最大的樂趣”

杜澤遜的父親是一名語文教師，喜愛讀書。耳濡目染下，杜澤遜從小就喜歡閱讀。受父親啟迪，杜澤遜逐漸學會“帶著問題讀書”。比如讀《紅樓夢》時，父親為他借閱徐振貴編著的《〈紅樓夢〉注釋》配合閱讀，對書中出現的古代文化常識、典章制度等，杜澤遜都會詳細地查閱摘抄。

讀中學期間，杜澤遜最常借閱的書籍之一是《古文選讀》。“這本書編選了許多經典古文，我愛不釋手。”從那時起，他就為自己定下高考時考取中文系的目標。

1981年，杜澤遜如愿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步入校園，他沉浸在濃厚的治學氛圍中，一有空閑，就想方設法借閱各類古籍。“只要是跟古籍有關的，我都會借來閱讀。”校園中，杜澤遜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圖書館，經常一坐就是一整天。

大二那年，杜澤遜在圖書館里發現了一套叫作《聯綿字典》的書，這是解釋雙聲疊韻詞的詞典。由于無人借閱，封面此前落滿灰塵。杜澤遜拂去灰塵，翻開詞典，一張作者符定一的照片映入眼簾。照片中，編纂該書的手稿高度已超過符定一的身高。杜澤遜深受震撼，在心底立志：刻苦鉆研，努力成為像符定一一樣的學者。

研究古籍，需要大量閱讀做基礎，杜澤遜樂此不疲，“尋書、讀書成為生活中最大的樂趣”。杜澤遜常常跑到山東省濟南市緯三路上的古舊書店，一頭扎進書堆，找尋各類古籍。一次，為購買《十三經注疏》，杜澤遜省吃儉用了一段時間，才湊夠了買書的錢，“寧愿餓肚子，我也要買到想看的書。”

1985年，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開設第一屆研究生班，杜澤遜毫不猶豫選擇報考。讀研期間，他刻苦鉆研版本學、目錄學等專業課程。1987年，研究生畢業的杜澤遜留校任教，擔任歷史學家王紹曾教授的助教，全身心投入文獻典籍整理研究工作。

“一次淘書經歷開啟了15年的研究之路”

1987年開始，杜澤遜跟隨王紹曾參與《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編纂工作。此后，杜澤遜多次趕往北京送稿。每次到北京出差，杜澤遜都有一個習慣——去琉璃廠淘古書。

1992年冬天，來北京送稿的杜澤遜照例到琉璃廠淘書。尋覓半日，杜澤遜發現了一套四冊的《四庫全書附存目錄》刻本。“《四庫全書》是我研究生階段的研究重點，這套書可以幫助我對‘四庫全書存目’進行細致研究。”杜澤遜回憶，“沒想到，一次淘書經歷開啟了15年的研究之路。”

《四庫全書總目》共記載1萬多種書，其中約1/3被收入《四庫全書》，而6793種書沒有被收錄，只出現提要，稱作“四庫全書存目”。“‘存目’書籍中不乏顧炎武、湯顯祖、袁宏道等名人的著作，研究整理這些書籍的版本、特征等，對于推動古籍傳承具有重要意義。”回到濟南后，杜澤遜迅速投入“存目”研究，著手撰寫一份“存目”傳世情況的詳盡調查報告。

杜澤遜買了十幾個硬皮本子，和妻子分工協作，把“存目”中6793種書的書名、卷數、著者及朝代細致謄抄。一有出差機會，杜澤遜就揣著本子，到當地尋找相關書籍的下落。

正當杜澤遜緊張收集“存目”書籍、對“存目”進行研究時，第三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召開。會上，原文化部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周紹良提議編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知道這一消息后，杜澤遜將自己的研究計劃整理出來，郵寄給相關單位的多位專家。很快，專家們回信表示支持。

1993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于北京大學成立，并邀請杜澤遜擔任編委，專門對“存目”書籍傳世版本進行調查鑒定工作。

1994年，杜澤遜來到北京大學，投入“存目”編纂工作中。“將‘存目’中的古籍原原本本影印出來，絕非易事，要進行細致的鑒定核校工作。”為了高質量完成古籍整理工作，杜澤遜幾乎每天都要工作超過12個小時。

歷時4年，1997年10月底，《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工作完成。在叢書編纂過程中，杜澤遜閱覽“存目”書籍善本5000余種，叢書共計1200冊、200多萬頁。此后，他又把目標定在《四庫存目標注》，直到2007年，這套書最終出版。

“讓古老典籍重煥生機，我們責無旁貸”

2022年，山東省啟動大型文脈工程——《齊魯文庫》編纂工作，《齊魯文庫》共分典籍、研究、史志、紅色文獻等九編，成書規模約13億字，共計4000多冊。2023年秋，《齊魯文庫》首批成果在山東曲阜尼山講堂亮相，首批成果170冊，收入264種經典古籍，影印清晰，裝潢精美。

其中，《齊魯文庫·典籍編》收錄有關山東的傳統古籍，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作為《齊魯文庫·典籍編》主編，杜澤遜帶領團隊一道搜尋海內外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收藏單位以及私人收藏中的相關文獻，讓更多藏在“深閨”的典籍版本與大眾見面。

“系統收集整理文獻，把珍貴古籍影印出來，這是幫助學者閱讀、整理、注釋古籍的可靠方式，也是保存古籍原貌、賡續文脈的必要手段。”杜澤遜說。

例如，在清朝道光時期，山東的金石學研究處于全國前列，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金石學家陳介祺。編纂過程中，項目團隊從國家博物館得到陳介祺手稿，仔細分辨發現其中包含6種古籍，掃描影印后，將其全部收錄進《齊魯文庫·典籍編》。“這是6種古籍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對于我國金石學研究大有裨益。”杜澤遜說。

文獻典籍浩如煙海，一種古籍可能有眾多版本。選擇收錄哪一種版本，需要研究人員一絲不茍地進行調查研究。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其傳本、抄本存世眾多。杜澤遜查閱大量文獻資料，邀請相關學者研討，經過論證得出山東博物館所藏的清代乾隆年間抄本較為原始，內容全面。隨后，杜澤遜與團隊成員將這一抄本通過高拍儀、掃描儀等設備進行掃描，收錄進《齊魯文庫·典籍編》。

“每一種歷史典籍版本得以留存至今，背后都飽經風霜，需要我們悉心整理，努力使它們留存世間、傳承后代。”杜澤遜說，按照規劃，《齊魯文庫》整體工作將在10年內完成，“讓古老典籍重煥生機，我們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