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來自美國主要大學申請平臺的最新報告顯示，美國高校今年秋季入學的國際學生申請數量下降約10%，創下至少十年來最大降幅。同時，簽證政策收緊以及科研環境惡化等，導致美國人才外流加劇。在此背景下，歐洲一些國家敏銳地捕捉到“機會窗口”，一方面出臺各種政策開啟面向國際人才的“搶人”模式，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吸納國際學生的力度。作為歐洲政治、經濟等領域的“領頭羊”，德國長期以來在高等教育、人才流動與科學研究等方面保持較強國際吸引力與較高國際化水平，但現在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問題正在讓德國喪失國際人才紅利。

國際學生的規模與結構，是衡量一國教育吸引力的核心指標。根據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數據，2024/2025學年德國高等教育機構共接收國際學生約40.3萬人，占德國高校在校生總數的14%。從區域分布來看，德國國際學生來源覆蓋全球，核心來源區域為歐洲與亞洲。其中，印度籍研究人員數量位居第一，占德國全部外籍科研人員總數的9.6%，中國籍科研人員占比7.5%。盡管亞洲籍科研人員在總量占比中位居前列，但“國際教授”崗位前五大來源國全部為歐美國家，即奧地利、意大利、瑞士、美國和荷蘭，非歐美國家科研人員多數處于中低層級崗位。

長期以來，德國維持教育領域全球合作的戰略優先定位、持續推進教育國際化發展，但合作安全化限制不斷增強，對華合作氛圍持續收緊。從國際宏觀環境來看，近年美國科研環境持續惡化，推動了全球科研人員重新選擇流動目的地，德國成為極具吸引力的流入選項，美國學術吸引力下降為德國帶來了人才流入紅利。

然而，德國教育科研在快速推進國際化的同時，也呈現出“逆國際化”政策，學術國際合作日益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最為突出的表現是：德國有史以來首次全面凍結與俄羅斯的教育科研合作關系，逐步推進對美“去依賴”，系統性實施對華“去風險”政策，以強化歐洲“技術主權”。一方面，新版《2026年聯邦研究與創新報告》用較大篇幅闡述了對華去風險的系列措施，包括建立對華學術合作安全審查機制、發布安全警示文件、自2020年以來資助舉辦75場“中國定位”培訓活動，支持德國高校、科研機構及各聯邦州開展合作方案設計與風險評估，“助力其提升獨立自主的對華事務能力”。另一方面，在德國政府的大力推動與各方協同支持下，來德印度學生學者規模大幅增長，已躍居各國赴德學術人員總量首位，且仍保持強勁增長態勢。

這種綁定地緣政治、過度泛化安全風險的教育科研政策傾向，正在逐步消解德國多年積累的國際化優勢，從人才結構、科研創新、學術生態、國際競爭力等多個維度形成持續性危害，最終可能陷入自我設限的發展困境。

過度政治化篩選將加劇德國高端人才結構失衡，造成核心科研人才斷層隱患。當前德國非歐美籍科研人員已占據外籍科研群體的重要體量，亞洲科研人員更是成為基礎研究、工程技術等領域的中堅力量，但嚴苛的對華學術審查、差異化的合作限制，直接針對優質亞洲科研人才設置隱形準入壁壘。不同于歐美籍學者暢通無阻的高端學術崗位晉升通道，非歐美科研人員不僅合作項目受限、科研資源被壓縮，職業上升空間也被政治因素人為鎖死。長此以往，德國將持續流失大量深耕基礎學科、關鍵技術領域的中青年科研骨干，同時難以吸納新興經濟體的頂尖學術人才，最終形成“普通留學生充足、高端科研人才稀缺”的畸形人才結構。原本多元互補的人才梯隊被地緣政治撕裂，高端科研崗位高度依賴歐美學者，新興領域人才供給不足，直接削弱德國科研體系的人才厚度與梯隊穩定性。同時，泛政治化也將產生連鎖傳導效應，拖累德國產學研一體化發展與長期經濟轉型。

歸根結底，人才與科研的核心競爭力源于開放包容、多元共生，而非地緣博弈與政治設限。上述特征表明，德國教育科研國際化進程深受外交政策影響，呈現出日益顯著的“政治化”“安全化”傾向。這一傾向與德國教育科研發展迫切需要外國學生學者補充人力資本、支撐人才培養與科研開展的現實形成了明顯張力，尤其是與全球主要教育科研國家脫鉤，或是推進“去風險”“降依賴”，其結果難免與政策初衷相悖。（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上海區域國別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