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媒體報道，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本月初敲定食品消費稅減稅政策后，執政的自民黨內批評聲音不斷。自民黨前干事長森山裕、日本前外相河野太郎、前防衛相稻田朋美、前首相石破茂等黨內“大佬”接連發聲，指責這一減稅方案缺乏財源支撐，將給日本經濟帶來負面沖擊，導致日元疲弱，國債利率沖高等等。一些分析認為，這場政策爭論“已經帶有黨內權力斗爭的色彩”，反對高市“減稅民粹主義”或將成為明年秋季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的一個關鍵議題。

雖然缺乏足夠財政來源，但仍強行采取減稅措施，這暴露出高市“減稅民粹主義”的急迫性和危險性。

日本自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征收消費稅，這一稅種隨后逐漸與日本政府的支持率形成某種反向聯動：消費稅率提高，一般都會導致內閣支持率下跌；反之，一旦政府減稅，內閣支持率往往有所上升。高市早苗今年1月宣布解散國會眾議院并舉行提前選舉時承諾，要將食品消費稅降至零。但在實際操作中，直接歸零方案無論政治還是經濟成本都比較高，于是高市選擇將稅率從8%降至1%，同時結合現金補貼，達到“實際為零”的效果。這種費盡心思、不顧財政風險的操作是一種典型的民粹主義，目的在于迎合選民。但令高市失望的是，敲定減稅方案并沒能夠立即提振其不斷下滑的支持率。

相反，來自黨內和黨外的反對與批評卻洶涌而至。原因也很簡單：岌岌可危的政府債務已將日本財政推至懸崖邊緣。截至2026年6月底，日本政府債務總額已經達到大約1346萬億日元。面對如此危局，高市內閣竟然還想以減稅換取支持率，這只會導致日本的財政缺口進一步擴大。

在自民黨內，不只政策立場相對理性的石破茂、河野太郎等人，就連稻田朋美等一些右翼勢力，也從維護日本財政紀律和國家信用的角度對高市一系列做法表達擔憂，消費稅減稅則成為這種反對和不滿的最新釋放窗口。事實上，早在2012年安倍晉三再次執政后，自民黨就將維護財政紀律和實現收支均衡作為核心政策主張，安倍之后的歷任自民黨首相也都繼續將維持財政健全性的相關要求寫入經濟財政基本方針。但到了今年，高市政府7月公布的“經濟財政運營和改革基本方針”（簡稱“骨太方針”）竟然刪除相關表述。疊加高市上臺以來在反對央行加息等問題上的跋扈專斷，這些因素都激發了自民黨內的批評聲浪。

不僅如此，來自日本經濟界和社會層面的質疑也在積聚。日本媒體7月進行的民調顯示，贊成高市政府這一消費稅減稅方案的比例不足50%。因為消費稅下調未必能夠有效緩解日本民眾生活壓力，相關效果很容易被持續上漲的物價抵消。與此同時，日本消費稅恰恰又是支撐養老金、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財源，高市強推減稅造成的巨額財政缺口如何填補，被畫上一個巨大的問號。如果繼續依靠增發國債，日本政府債務風險這頭“灰犀牛”可能加速迫近，極有可能摧毀日本的國家信用。

在消費稅減稅可能引發自民黨內權力斗爭的背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高市難以有效協調和駕馭黨內不同派系和力量。過去，派閥政治曾是自民黨內的重要平衡機制。但在“黑金丑聞”爆發后，自民黨內六大主要派閥大多宣布解散，過去派閥之間相互制衡和調和的機制瓦解，自民黨內不同意見更難協調與統一。

不僅黨內治理乏善可陳，高市上臺十個多月至今，內政外交方面短板不斷暴露。日本政界和輿論界對于高市政府外交戰略和具體政策的批評逐漸增多，高市所謂“負責任的外交”并未展現出一些人期待的成熟乃至“大國視野”，而是局限于對美諂媚讓步，并以“對抗中國”為實際目的構建“準同盟”和“小圈子”“小集團”。

高市執政破綻百出，相關影響已經開始朝著動搖其政權穩定性的方向蔓延。眼見自民黨內意見不一和分裂態勢加劇，一些日本媒體開始猜測誰將在下屆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發起挑戰。高市早苗顯然也在想方設法彌補執政漏洞，比如謀劃近期改組內閣，就被認為有強化執政基礎并為2027年自民黨總裁選舉提前布局的盤算。不過，只要高市繼續固守右翼政治理念，為了推動日本擺脫戰后體制束縛、實現“再軍事化”而罔顧日本民生福祉，她的內外施政還會遭遇更嚴厲的批評和反對。（作者是南開大學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