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美國“彈藥危機”的討論近日持續升溫。消息人士爆料稱美國“愛國者”導彈庫存已不足1700枚，且由于美國制造工廠接下來幾年將完全忙于完成五角大樓訂單，也無法向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其他地方供貨。一些觀察人士據此判斷美國軍力已現疲態，甚至認為其難以維持與伊朗的軍事對峙。這種判斷雖貼合當下美國彈藥短缺的現實、具備一定事實依據，但也容易陷入片面誤區。事實上，美國“彈藥危機”更多是短期瓶頸，過度放大這一困境，可能導致美國整體軍力被低估，進而導致美國長期以來從未減弱的全球軍事霸權野心的危險性被低估。值得強調的是，美國攪動地區乃至全球動蕩的核心威脅依然存在。

首先，美國當前采取的是“有限戰爭”模式，用以應對伊朗的“全國總動員”狀態。這種模式使得美國無法迅速將工業體系轉向大規模戰時生產，只能在現有國防工業框架內適度擴大產能。這與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時形成鮮明對比。當前局勢下，美國受制于國內政治共識不足、財政壓力、供應鏈瓶頸以及盟友意愿的差異，難以復制當年的全面動員模式，導致常規與精確制導彈藥的補充速度跟不上高強度消耗。

其次，有限戰爭模式限制美國可選擇的武器系統類別。美國擁有龐大的武器庫，但在實際運用中，出于政治、法律、成本與風險評估的考慮，往往過度依賴少數高精尖類別武器。因此，美國“彈藥危機”主要指向特定品種的導彈短缺，而非整體彈藥體系的崩潰。

再次，非對稱性戰爭環境制約美國軍事優勢的落地釋放。國際法約束戰爭手段，波斯灣與霍爾木茲海峽的特殊地緣條件為伊朗提供天然屏障，美伊非對稱的作戰目標導致作戰強度與持續時間不再遵循傳統大國戰爭邏輯。多重因素疊加，使美國難以快速取得決定性戰場成果。

當然，美國國防工業產能短板是長期存在的客觀問題，也是其此次陷入彈藥緊缺的核心誘因。冷戰結束后，美國長期享受“和平紅利”，國防訂單縮減推動軍工企業持續壓縮生產線、收縮基礎產能，多數彈藥僅維持低速生產狀態，缺乏大規模增產的冗余空間。同時，全球化分工下，美國關鍵零部件供應鏈暗藏脆弱性，關鍵元器件、特種材料高度依賴外部供應與少數廠商，易受外部波動沖擊。疊加美國本土制造業空心化、軍工領域熟練技術工人出現代際斷層，進一步拉長了產能擴張周期。

歷史多次證明，超級大國在類似的非對稱或有限戰爭中經常遭遇挫折，比如大英帝國曾輕松完成對印度的征服與統治，卻在19世紀中期試圖控制阿富汗的過程中遭遇兩次嚴重的軍事失敗。美國在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等類似沖突中也有過多次失利。但是，這些局部挫敗從未讓美國審視、反思對外干涉的錯誤行徑。美國依舊執念于自身軍事霸權擴張，在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委內瑞拉等國發動武力干預，強行推進并實現其既定的軍事與地緣政治目標，與此同時給上述國家帶去戰亂分裂、民生凋敝的深重災難，徹底暴露了美國霸權干涉的破壞性與掠奪本質。

更值得警惕的是，眼前的產能短板反而可能成為美國國內一些勢力鼓動加緊擴充軍備的催化劑。事實上，歷次美國參與的戰爭暴露出的補給問題，都曾被軍工復合體與鷹派勢力加以利用，成為游說國會進一步增加國防預算、擴張軍工產能的理由。美國是全球軍費開支最大的國家，占到全球軍費總規模的約1/3。當前，已有不少美國保守派力量借“彈藥危機”造勢，呼吁國會和政府進一步追加軍費投入、提升彈藥產能、深化盟友軍事綁定。隨著這些聲音持續發酵并產生政策影響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地區乃至全球安全動蕩。（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