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科技創新是其中一個關鍵變量。隨著以人工智能（AI）為代表的一大批前沿科技迅猛發展，全球產業體系正在經歷重塑。緊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步伐的國家和地區，對于國際格局演變的影響隨之增大。在當前的產業革命浪潮中，太平洋兩岸正在加速成為全球科技、經濟乃至政治的中心區域，世界重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轉移更加明顯。
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美關系對于正在到來的“太平洋時代”至關重要。“太平洋足夠寬廣，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的共存與合作”，這一論斷的世界性和歷史性意義正在進一步得到印證和展現。中美將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作為兩國關系新定位，順應了百年變局下的歷史潮流。
產業革命牽動世界格局演變
縱觀近現代發展史，國際秩序變遷或國際格局演變的核心動力之一，就是源自科技發展的力量，這與農業時代的帝國興衰有著根本不同。18世紀工業革命之后，技術創新和產業革命不斷重洗國際力量版圖，世界在更大程度一體化的同時也經歷著快速分化，世界體系開始呈現“中心—邊緣”特征。
始自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加速了西方的興起，在短短半個世紀時間里，歐洲建立了以自己為中心的全球殖民體系。工業革命形成了生產與消費的分離，掌握了蒸汽動力的歐洲開始在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基礎上重塑經濟社會秩序。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一個社會的發展水平取決于其能夠獲取能源的總量，化石能源使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時代，歐洲和北美成為全球工業生產中心，憑借具有代差優勢的生產力水平，大西洋兩岸也成為全球政治經濟中心，從而逆轉了農業時代幾千年來以歐亞大陸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結構。
二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歐洲、日本的經濟復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形成美、歐、日三個中心。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以及新興的信息技術革命再次改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隨著集裝箱超級貨輪出現、交通通信技術革新，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經歷重組，作為整體的東亞地區成為新一輪產業革命和工業化的中心之一。在不到半個世紀時間里，東亞已經發展成為與北美、歐洲并駕齊驅的經濟增長中心，同時也從國際體系邊緣走向中央地帶。值得關注的是，20世紀70年代的信息技術革命奠定了接下來幾十年間的產業發展方向，沒有跟上那一輪技術和產業革命的國家和地區感受到越來越大的經濟發展壓力。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產業革命與國際經濟學界一些人所說的“長周期”密切相關，即世界往往會在經濟衰退期或者蕭條期涌現新的技術和產業，進而引發國際格局演變。
比如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體系進入了一個“長蕭條”時期，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以內燃機和電力為代表的產業革命啟動，美國和德國快速崛起，國際體系和結構在短時間內被重塑。對于企業而言，在經濟蕭條期，市場價格低迷、利潤空間縮小，只有進行技術創新才能在市場中生存下來，這部分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強制競爭規律”。再如，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與信息技術革命也是同步發生的，這場產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冷戰格局，或者說加快了冷戰的終結。又如，21世紀2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在經歷國際金融危機以及一系列地緣政治沖突的背景下復蘇乏力，但新的技術和產業也在同步涌現，AI、新能源等越來越具有掀起大規模產業革命的特征。可以預見，未來世界格局也將因此經歷重塑，這是世界大變局的一個根本動力所在。
西方大國落入霸權更替窠臼
一輪輪產業革命加速世界格局演變，但在近現代西方國際體系中，這種演變卻更加顯象化地呈現為一個個霸權繼承與更替的周期。
西方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周期大致沿著“荷蘭—英國—美國”的歷史線索展開，這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觀察到的西方霸權周期故事。而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還有另外一個故事，即法國和德國當年持續挑戰荷蘭、英國霸權，但卻沒有成功，這也是“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所關注的現象。
將這兩個故事放在一起觀察就會發現，一方面，權力轉移和霸權繼承是西方國際秩序變遷的核心邏輯之一；另一方面，權力轉移改變原有實力結構，但霸權國的地位不僅來自實力，還有同盟體系以及對金融秩序等結構性權力的掌控。由此，霸權國往往會依靠組建陣營來維系霸權，并不得不對己方陣營中的合作者進行資源和地位的分配。等到體系性或陣營性博弈結束后，作為霸權國合作者的國家則有機會掌握國際秩序的主導權。兩次世界大戰便是這樣的例子，美國是英國的合作者，之前的霸權國英國元氣大傷之后，不得不將“權杖”交給美國。這看起來是英美之間權力的“和平轉移”，但事實并非如此，而是權力轉移與霸權繼承的同步發生。
某種程度上講，權力轉移和霸權繼承源自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與地緣政治機制。資本主義體系是一種復雜、分層的體系，作為霸權國合作者或者“副班長”的國家只有進入體系內學習、模仿如何維持體系運轉，尤其是在貨幣金融等領域，既有意愿接管又有能力創新體系，才有可能在經歷體系性博弈之后成為繼承者。英國學習并模仿了荷蘭的商業和金融技術，美國也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逐漸接受和學習成為金融霸權國家，華爾街則逐漸成為世界金融中心。
另外一個視角，就是在近現代國際地緣政治重組、尤其是海權興起之后，世界海陸格局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海洋成為互聯互通的關鍵通道和網絡，而英美等國在這方面具有天然優勢，既有水域隔離的地緣優勢，又有對依賴于海權的世界市場的掌控（貿易、航運、金融等），因而先后成為世界霸權國。
正是從類似視角出發，熟悉西方地緣政治格局演變以及科技變革歷史的一些西方學者，近些年來不斷試圖套用“修昔底德陷阱”等源自西方霸權更替邏輯的模型或論調，以此解讀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的背景下，中國所取得的發展成就以及中美關系、國際格局演變前景。
中美關系定位符合歷史大勢
但正如中方一再強調并實際踐行的，“國強必霸”不是歷史定律，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無論自身如何發展，中國人民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意志不動搖。在中美關系層面，“太平洋足夠寬廣，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的共存與合作”這句話，也在過去數十年來兩國關系的跌宕起伏中，不斷顯現其前瞻性和歷史性含義。
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及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加快發展步伐，促成了這對大國關系的交互演化，中國進入世界市場體系，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尋找并確立了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無論經濟總量還是科技、產業等方面實力都有了長足進步，及至當下，已經與美國一起成為全球AI革命浪潮中的“第一梯隊”和“領頭羊”。隨著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推進，以及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也正再次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和大勢。
在此過程中，世界經濟乃至政治重心向著太平洋地區的轉移在加速。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得到進一步凸顯。從經濟層面來看，中美的太平洋沿岸地區均是各自國家的經濟中心區域，中國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占全國GDP的1/3強，美國加利福尼亞州GDP超過日本，中美太平洋沿岸可以說是彼此“鏡像”，相互映照。中國是全球產業資本集中地，美國則是科創資本和金融資本中心，中美在經濟、科技等領域相互嵌套，這也是中美關系不同于歷史上一些大國關系的本質特征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兩國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符合歷史大勢。（作者是中山大學歷史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