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曾講過一個寓言：在寒冷的冬日，一群刺猬為取暖彼此靠近，卻被對方的尖刺扎痛；分開后又難抵嚴寒，只得再度聚攏，卻再次被硬刺扎痛。這些刺猬就被這兩種痛苦反復折騰，直到它們終于找到一段恰好的距離。這則寓言被稱為“刺猬困境”，本意是探討人際交往的挑戰。在國際政治領域，“刺猬困境”同樣普遍。如果把各個國家視為一只只刺猬，那么在國際社會中，人類尚未尋找到擺脫困境的“一段恰好的距離”。

俄烏本為兄弟之邦，發生曠日持久的戰爭對兩國均無益處，但戰事終究爆發。印巴沖突同樣是典型案例，自分治以來，兩國在和平共處方面做了努力，卻仍深陷沖突難以自拔。“刺猬困境”反映了國際政治中一個深層悖論：絕大部分國家行為體本不想與“他者”爆發沖突或戰爭，但互動有時會帶來沖突與戰爭；絕大部分國家行為體之間希望和平相處、抱團取暖、促進合作，現實卻是難以拿捏“一段恰當的距離”。

極端利己主義的回歸是造成“刺猬困境”的重要誘因。一個國家的極端利己主義行徑大體表現為領土野心、追求絕對安全、人口政策極端排外、文化極端自我、排斥他國發展觀念、榮譽上違背國際倫理、權力上試圖壓倒一切等。人類已經嘗盡了國家極端利己性的苦果，如殖民帝國主義時代，英國人征服印度以及對印度的統治，對印度普通人來說十分殘酷；更不用說兩次慘烈的世界大戰使無數家庭家破人亡，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宣告了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被視為國際政治文明的開端，締結于17世紀中葉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不僅確立了一國領土性和宗教選擇權利合法性，還確立了國家在各自地理區域內擁有全面管轄權，不受外部壓力限制。盡管該體系未能阻止后來的大戰爆發，但它意味著國家意識出現了兼濟性特征——一方面，國家意識到互利合作是剛需；另一方面，被征服者的反擊能力增強使得征服者的行動變得更加困難，雙方都意識到兩敗俱傷得不償失。

總的來說，各方都愿意讓步、合作、互利，“刺猬困境”就會得到緩解，國際局勢也更趨于穩定；如果只顧利己、遏制對手，“刺猬困境”就會加劇，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會激化，甚至引發沖突和戰爭。當前國際政治的現實是文明邊界正不斷遭到削弱，以極端利己為突出特征的霸權行為負有主要責任。

想要破解“刺猬困境”，國際社會需要重塑文明邊界。先得有“親兄弟，明算賬”，之后才有“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這套邊界必須超越“誰壓倒誰”的零和思維，體現出兼濟性特征。物理邊界上，主權平等應被國際社會所認可；法理邊界上，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應進一步得到完善；倫理邊界上，即便沒有統一標準，至少應達成一些基本共識。

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恰恰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整套關于文明邊界的設想。推動文明邊界重塑，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一是團結全球南方革命性力量。全球南方國家是文明邊界失序最直接的受害者，有的國家的物理邊界不被尊重；有的被西方國家稱為“失敗國家”，在法理邊界上處于邊緣地位，深受倫理不公的歧視；還有的國家被霸權國家欺凌，普通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全球南方國家有著推動重塑文明邊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樸素愿望。

二是削弱霸權邏輯。首先要打破霸權國家話語壟斷，提出更公正的理念。其次要增強各國反霸權韌性——歷史證明，極端利己的霸權雖頻頻突破文明邊界，但每次擴張也都會帶來代價。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擴大互利共贏合作，合作范圍越廣，霸權橫行的空間就越小。

三是切實維護聯合國權威。既要堅守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抵制拋開聯合國另起爐灶，甚至搞單邊主義；也要支持聯合國開展合理且必要的改革，增加發展中國家代表性與發言權。零和博弈不符合聯合國成立的初衷，必須摒棄冷戰思維、零和思維等過時觀念，依據《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宗旨原則促進互利共贏合作。（作者是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