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二戰結束八十余載，日本右翼歪曲、否認甚至美化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操作仍未停止，而且手法不斷翻新。如今的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已經不只依賴少數右翼學者、出版機構和政治團體的“手工作坊”，而是進入了基于人工智能和平臺算法的低成本、批量化生產階段。
日本右翼炮制虛假歷史的典型手法都有哪些？為何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反復回潮？如何防范和應對相關危害？在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紀念日到來之際，《環球時報》推出專題評論文章，深刻揭露“偽史炮制者”日本的最新危險動向，闡明歷史不容篡改，正義不容褻瀆。
日本《朝日新聞》去年12月和今年4月相繼發布的調查報道，揭示出日本在歷史虛假信息生產方式上的新變化：右翼勢力通過眾包平臺招募內容生產者，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AI）快速制作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戰爭等視頻，并以流量獎勵刺激傳播。日本歪曲和否認歷史開始由過去依賴少數右翼學者、出版機構和政治團體的“手工作坊”，進入低成本、批量化、算法化生產階段。與此相伴，日本政府近年來持續增加所謂“海外戰略信息傳播”投入，歷史敘事、國家形象塑造與對外輿論工作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國際社會對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性質的基本法律判斷始終清晰，但日本國內圍繞戰爭責任、歷史定性和國家身份的認知爭奪并未真正結束。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正逐步構建一套能夠持續生產、反復傳播并最終使錯誤歷史認知日常化、常態化的制度性機制。
日本右翼篡改歷史的典型手法
日本右翼圍繞戰爭責任形成一套相對穩定的敘事體系，試圖通過拼接事實、重組因果、轉換概念和制造爭議等操作，改變事實在整體敘事中的位置與意義，逐漸動搖歷史中原本堅固的一面。
一是“自衛論”。這是日本右翼辯解戰爭起源時最常使用的框架之一。基本做法是把日本向外擴張的連續過程截斷，僅摘取戰爭后期日本遭遇制裁、封鎖和軍事壓力的階段，再據此將太平洋戰爭描述為維護日本國家生存的“被迫選擇”。但問題是，國際制裁并非無緣無故出現，而是在日本持續改變地區現狀之后引發的外部反應，不能被倒置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原因。日本歷史修正主義恰恰是想通過切割時間線來倒果為因，將“對侵略的反制”改寫成“侵略的原因”。
二是“解放論”。這一謬論試圖美化日本戰爭行為，其典型論調是：英、法、荷、美等西方殖民勢力長期控制亞洲，日本的軍事擴張客觀上打擊了歐洲殖民體系并推動亞洲民族獨立，因此“大東亞戰爭”具有“解放亞洲”的一面。與“自衛論”強調日本的被動和弱勢不同，“解放論”突出日本作為“亞洲領導者”的主動和能力，兩種敘事看似矛盾，實則分別承擔逃避責任和獲取所謂“道義合法性”的功能。
當時，亞洲民族解放力量確實可能利用日本與西方殖民者爭奪所形成的權力真空推進獨立運動，但“被占領社會利用戰爭機會爭取獨立”與“日本打著‘解放亞洲’幌子的侵略戰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題。把前者等同于后者，是典型的偷梁換柱、混淆視聽。
三是“受害者”敘事。這種手法是將日本民眾遭受的戰爭苦難從戰爭因果鏈中抽離出來，構造以廣島、長崎原子彈轟炸和城市空襲為中心的“受害者日本”形象。問題在于，當這種受害經驗被單獨置于公共記憶的中心，而戰爭為何發生、日本此前在亞洲做過什么等前置事實被弱化時，“受害者”敘事便會從反戰記憶轉化為責任置換。久而久之，日本社會對二戰的認知可能更多圍繞“我們遭受了什么”，而不是“日本對亞洲造成了什么”。這種結構性的記憶失衡，為右翼勢力進一步把日本塑造成“戰爭受害者”、淡化加害責任提供了社會心理基礎。
四是學術偽裝。比公開否認更具迷惑性的，是以“重新審視”“學術爭鳴”“糾正自虐史觀”為名，對已有大量史料、證言和審判記錄作為支撐的戰爭事實進行無限拆解。
這種“爭議化”具有明確的傳播邏輯：以局部材料的不確定性否定整體事實；把軍隊體系中的組織、監管、脅迫和暴力降格為“個別行為”；通過討論東京審判法官構成、證據規則等程序問題，逐步把對審判程序的質疑延伸為對侵略性質本身的否定；把戰后賠償、經濟合作和政府開發援助視作歷史責任已經“結清”的依據。
“自虐史觀”概念則為上述操作提供了情緒動員機制。原本針對史實的討論由此被拉入民族情感對立，歷史修正主義也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傳播空間。
五是算法操控。在生成式AI和平臺算法深度介入大眾傳播的時代，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獲得新的偽裝。如今，生成式AI大幅壓低了內容生產成本，文本、圖片、音視頻可以被快速生成、改寫和翻譯，社交媒體平臺則依靠推薦機制將高情緒、高沖突內容持續推送給特定受眾。歷史修正主義由此獲得規模化生產、精準化投放和跨語言傳播的新能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操控改變的不只是傳播速度，還有錯誤認知的形成方式。原本由特定政治力量制造的敘事由此獲得技術系統賦予的“客觀性”外觀，普通用戶越來越難以辨認其最初來源和政治意圖。
因此，算法時代的歷史修正主義已經不再滿足于修改某一段文字、否認某一項罪行或美化某一次戰爭，而是開始爭奪信息基礎設施本身。生成式AI負責降低造假成本，推薦算法負責擴大傳播范圍，社交媒體負責形成群體回音，跨平臺轉載又不斷制造“多源印證”的表象，最終形成生產、推薦、擴散、再生產的循環。一旦這種循環長期運行，錯誤史觀便可能由邊緣言論逐漸變為具有可見度、重復度乃至表面可信度的公共認知。由此，日本歷史修正主義也將從對具體史實的篡改，進一步演變為對認知環境和記憶形成機制的系統性操控。
歷史修正主義為什么反復回潮
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在戰后80多年間反復回潮，根本原因在于其背后存在相互嵌套的結構性條件。
首先，戰后清算的不徹底。日本歷史修正主義首先植根于戰后處置本身的局限。東京審判確定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國際法責任，但美國在占領政策中將對日改造置于冷戰需要之下，導致戰爭責任追究并未徹底展開。日本戰前形成的很多政治網絡、權力結構以及為侵略戰爭提供支撐的思想觀念未能得到徹底清理，在戰后以不同形式延續下來，導致清算的不徹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戰爭責任在日本公共認知中逐步被壓縮為少數甲級戰犯的個人責任。其后果是日本雖然完成了戰后政治制度重建，卻沒同步完成對戰爭責任的徹底清算和反思，更沒使其真正成為國家共同記憶。
其次，日本國內政治的“總體保守化”和“右傾化”。戰敗初期，日本思想界和政治界曾出現強烈的反戰和反軍國主義思潮。歷史反省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卻難以穩定轉化為國家層面的長期政策。
自民黨內部長期存在兩種不同政治路線的競爭：一派以吉田茂路線為代表，更重視經濟發展和對美合作；另一派以岸信介路線為代表，更強調修憲和實現“自主防衛”。進入21世紀后，這一內部平衡明顯向后者傾斜。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由此與“擺脫戰后體制”的政治議程發生耦合。歷史問題因而不只是文化保守主義的象征性議題，也逐漸成為日本國家戰略轉型中的認知配套。
再次，歷史認知代際傳遞。日本歷史修正主義最重要的代際傳遞渠道，一是教育制度，二是紀念與公共記憶體系。
日本1947年《學校教育法》確立教科書“民間編寫、官方審定、學校選用”的制度框架，文部科學省由此掌握決定教科書內容邊界的重要權力。此后圍繞“侵略”“慰安婦”“強制帶走”“南京事件”等表述的爭議，實質上都是有關日本年輕一代可以接觸何種歷史語言的斗爭。教科書修訂的影響并不在于一次性徹底改寫歷史，而在于通過措辭的漸進變化塑造新的常態。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試圖借助看似技術性的審定程序，實現低強度、持續性的認知遷移。
紀念政治構成另一條制度化通道。參拜靖國神社、向靖國神社獻祭品與公開聲明“繼承既往談話”在日本政界長期并存，由此形成一種雙軌套路：對外維持基本外交表述，對內向右翼選民釋放象征性信號。日本歷史修正主義正是在這種“正式表態與象征性行動并存”的制度環境中設法續命。
最后，國民心態與文化因素的深層呼應。日本經濟地位和國家認同的變化，是歷史修正主義話語能夠獲得社會響應的一個重要背景。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實力達到高峰，“經濟大國”身份為戰后國家認同提供了支撐。戰敗、反省、復興、國際貢獻被組織成一條相對順暢的國家敘事，援助和投資常被解釋為日本已經完成歷史責任、以經濟方式“回報亞洲”的證明。但“泡沫經濟”破裂后，長期低增長、人口老齡化和國際權力結構變化等逐步削弱日本社會自信。右翼勢力趁機把社會失落歸因于“戰后體制”和“自虐史觀”，并把重新肯定過去包裝成恢復國家尊嚴的路徑。
不能任由侵略歷史被重新包裝
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值得高度警惕，不只因為它歪曲過去，更因為它會改變人們處理當下和判斷未來的方式。戰爭記憶既是歷史認知，也是國家身份、政治合法性和地區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其危害性而言：
其一，侵蝕戰后秩序的歷史與法理基礎。戰后東亞秩序的建立，既以力量格局的重組為現實基礎，也以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性質和戰爭責任的明確認定為重要前提。如果戰爭性質可以重新解釋、戰爭責任可以不斷稀釋，戰后形成的和平原則也就失去了堅實的歷史依據。尤其是在日本加快調整安保政策、擴充防衛能力并持續推動“擺脫戰后體制”的背景下，對歷史的歪曲解釋又與現實戰略轉型形成呼應。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由此從對過去的重新書寫，進一步轉化為在現實政策層面突破既有邊界的認知準備。
其二，削弱亞洲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當日本一方面強調“和平國家”“亞洲伙伴”，另一方面又出現參拜靖國神社、在教科書中淡化侵略表述和美化“大東亞戰爭”等行為時，地區國家接收到的便是彼此矛盾的政治信號，難以形成穩定的政治信任。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往往針對不同國家采取不同敘事：在一些東南亞國家突出所謂“幫助民族獨立”，在另一些國家則以戰后援助和經濟合作覆蓋占領暴行，借此把抗擊日本侵略的共同記憶拆解為彼此分離的國別經驗。這種差異化敘事不僅會削弱各國對日本戰爭責任的共同認識，還會侵蝕亞洲形成共同歷史記憶和地區認同的社會基礎。
其三，壓縮日本社會反思戰爭的空間。歷史修正主義對日本國內社會最深層的影響，并不一定表現為多數民眾主動接受某一右翼史觀，而在于不斷削弱社會對基本歷史事實的認知。當“日本是否發動侵略戰爭”“國家是否承擔強制責任”等已有充分證據的問題重新變成可以反復爭論的開放命題，歷史修正主義就改變了公共討論的邊界。其進一步的后果，是修憲、擴軍和重新評價戰前等政治主張更容易擺脫歷史包袱，以“正常國家化”“恢復國家自信”等新的語言進入主流討論，歷史認知由此成為日本國內政治右傾的重要社會條件。
其四，加劇錯誤認知的代際、跨國擴散。傳統錯誤敘事即便長期存在，仍受到出版成本、傳播渠道和語言邊界的限制；生成式AI和平臺算法則顯著削弱了這些約束，使同一套敘事能被快速改寫為不同語言和不同形態，再通過賬號矩陣、推薦機制和跨平臺轉載進入全球信息空間。原本由特定政治力量制造的觀點，就可能逐漸失去清晰來源，并以搜索結果、算法推薦乃至機器回答等形式重新出現。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可能由此獲得跨越國界和世代長期沉淀的能力，對歷史記憶的爭奪也從具體史實的解釋權延伸到信息環境和認知形成機制本身。
可見，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操作路徑已經十分清晰：在時間線上截斷因果，在概念上模糊侵略罪責，在情感上放大自身“受害”，在學術上制造虛假爭議，在教育和紀念制度中實現代際傳遞，再借助公共外交、網絡平臺和AI技術向海外擴散。日本右翼試圖通過這些手段，模糊亞洲國家和人民對日本戰爭責任的共同判斷。
誠然，日本社會從來不是鐵板一塊。警惕和反對日本歷史修正主義，不應滑向對日本社會整體的本質化判斷，而應更加準確地區分右翼政治勢力、制度性修正機制以及日本國內堅持和平主義和歷史反省的理性力量。面對已經進入算法時代的歷史修正主義，亞洲各國需要做的不只是反復證明“謊言終究是謊言”，還要建設能讓真相長期存在、隨時可查、跨語種傳播、跨世代繼承的制度條件。守護共同記憶，最終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使侵略不能被重新包裝、責任不能被抹去、悲劇不能在遺忘中被重演。只有如此，歷史正義才能真正得以伸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