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眾對本國制度的信心正在出現值得關注的變化。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春季全球態度調查顯示，約69%的美國成年人對本國民主運作方式表示不滿，滿意者僅占30%，其不滿比例高于多數高收入國家。與2025年相比，美國民眾對民主運作的滿意度還在繼續下降，其中共和黨支持者的變化尤其明顯。多數美國人還認為，美國民主“過去曾是其他國家學習的好榜樣，但近年來已不再是”。這組數字表明，一個長期以自身制度為傲、并熱衷向外輸出“民主樣板”的國家，正在面對越來越突出的內部信任危機。

這種不自信并非突然出現。在當下政治高度極化的美國，政治黨派的“主義”之爭愈演愈烈，極端左翼貶損極端右翼為“民粹主義者”，后者則抨擊前者為“伯尼·桑德斯追隨者”。實際上，民眾對此等標簽政治游戲早已心生厭倦，對支撐這種政治運作的經濟與社會制度也產生更多質疑。福克斯新聞近期一項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資本主義的負面看法從2019年的27%升至47%，更有65%的受訪者認同“美國體制受到操縱，偏袒富人”。蓋洛普此前的調查也呈現類似趨勢。美國人對自身制度越來越不自信，絕非沒有原因。

首先，美國制度長期強調自由競爭，卻在現實運行中越來越難回應民眾對平等的訴求。從自由競爭到私人壟斷，再到國家與大資本深度結合，資本越來越多地掌握經濟與社會資源。盡管20世紀上半葉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進步主義”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曾賦予政府較多“反壟斷”“保平等”的功能，美國也陸續出臺不少所謂建設“福利國家”的舉措，但拒絕“大政府”、強調自由競爭和服務資本，始終是美國政治和社會運行中的強大慣性。

這種結構性問題如今集中體現在美國醫療、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等民生領域。以往中產階層占社會多數的穩定結構，因資源更多匯聚于金融巨頭和科技資本而發生明顯改變：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上升通道收窄，“斬殺線”等落入底層的風險上升。民眾原本希望以選票推動政治和政策轉變，但現實中，民主黨沉迷“身份政治”，共和黨大搞“排外主義”，普通人在兩黨政治中得到的往往只是情緒宣泄，現實處境并未根本改變。平等訴求缺少實現空間，經濟改善和獲得尊重的愿望一再落空，最終轉化為對政治精英乃至整個制度運行的反感。

其次，美國長期熱衷對外沖突和戰爭，也在不斷消耗國內民眾對制度的認同。歷史地看，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始終伴隨著對外攫取資源、市場和規則制定權，其每一次擴張都往往以普通民眾的福祉為代價。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基本沒有停止制造或卷入外部沖突。民眾對此深惡痛絕，卻又常常無能為力。

從2008年金融危機背景下，美國選民支持主張結束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的候選人，到2016年和2024年大選中，主張把更多精力放到解決國內問題的候選人勝出，美國民眾已經多次用選票表達一個樸素愿望：少在外面制造沖突，多解決本國民眾實際困難。但勝選上臺后的執政者，往往仍延續令民眾失望的對外沖突政策。無需多少高深理論，僅憑30余年的親身經歷，許多美國人就能感受到，國家資源不斷投入外部競爭和戰爭，而普通人的生活壓力并未因此減輕。這樣的切身體會，自然會侵蝕他們對現行制度的信任。

第三，美國政治越來越偏執、越來越缺乏妥協，也在持續摧毀民眾對美式民主的信心。美國一直自詡其政治體系能夠協調不同利益群體、崇尚妥協精神，但過去數十年中，這種妥協精神已越來越難覓蹤影。極左和極右力量拉扯兩黨政治，政治實踐不再著力凝聚民心、化解國家面臨的挑戰，反而更多圍繞制造對立、詆毀對手展開。民眾最關心的民生和社會問題，難以在這種破壞性政治實踐中得到有效解決，美式民主也因此在越來越多民眾眼中淪為一場“滑稽表演”。

從對民主運作不滿，到質疑體制偏袒富人，再到對國家發展方向失去信心，這些并非孤立情緒，而是美國制度深層矛盾長期累積的結果。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社會對其制度運行中漠視民眾福祉和尊嚴、縱容壟斷、熱衷沖突、放大黨爭等問題看得越來越清楚。今天美國人真正失去的，或許首先不是某一種“主義”的信心，而是對自己這套制度能否糾正問題、改善生活、實現公平的信心。這一變化將如何影響美國未來的經濟與政治演變，值得持續觀察。（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