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韓國總統李在明主持召開“未來增長動力七大種子計劃報告會”，正式將小型模塊化反應堆（SMR）、核聚變、可再生能源、量子、航空航天、尖端生物、尖端材料與零部件，確立為國家級核心戰略資產，打造人工智能（AI）時代接續半導體產業的新經濟增長支柱。當前，全球科技格局加速重構、產供鏈競爭日趨白熱化，疊加多國人口結構深度轉型，韓國推出“七大種子”計劃布局，絕非簡單的產業政策調整，而是直面本國經濟結構性瓶頸、謀求中長期發展突圍的重要戰略抉擇。

多重隱患正倒逼韓國思考新的接續動能。長久以來，韓國經濟存在突出的結構性短板——高度依賴半導體單一產業支撐，“一業獨大”格局根深蒂固。作為全球存儲芯片核心生產國，韓國的進出口貿易、工業景氣度、宏觀經濟增速，始終與半導體行業周期深度綁定。韓國經濟也隨芯片行業周期上下波動，抗風險韌性不足。此時，AI算力爆發帶來巨大電力缺口，全球關鍵材料、零部件供應鏈博弈日趨激烈，相關波動持續沖擊韓國產業安全。同時，韓國受少子化、老齡化困擾，勞動人口縮減，內需消費走弱，傳統制造業增量逐漸萎縮，依靠規模擴張、人口紅利的過往增長模式面臨失靈，潛在經濟增長率走低，迫切需要新的要素驅動完成動能接續。

韓國希望借助七大前沿賽道重塑核心競爭力。能源板塊瞄準SMR與核聚變的雙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組合布局，意在解決AI時代電力缺口大、化石能源對外依賴度高的問題；量子、航空航天著眼于搶占下一代科技規則話語權；先進生物技術回應老齡化社會醫療健康需求；尖端材料與零部件則是為了解決本國關鍵中間品仍受外部掣肘的現實問題。

在推進相關項目落地方面，韓國具有較好基礎。韓國擁有成熟財閥產業體系，半導體、動力電池、精密制造積淀深厚，政府也具備集中力量推動重大產業規劃的治理經驗。韓國在核能領域有著多年運營大型核反應堆的積累；生物制藥、新材料零部件領域擁有較為完整的中下游制造鏈條；量子、航天領域研發投入持續加大，韓國已確立2029年研制百量子比特國產計算機、2030年推進無人登月、2035年實現SMR商業化示范等目標。

但規劃不等于現實，韓國推進“七大種子”計劃落地面臨多重挑戰。一是高精尖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核聚變、通用量子計算、商用SMR都屬于長周期高風險賽道，全球范圍內尚未形成成熟商業化模式，研發投入大、回報周期長，一些技術難關并未完全突破。二是資金與人才約束。七大領域同時鋪開需要持續且巨額的科研經費，在財政承壓的情況下，研發資源如何分配、公共投入如何撬動民間資本，考驗韓國的政策執行力；而人口萎縮下的高端科研人才供給不足，也會長期制約計劃落地。三是財閥主導模式利弊共生。財閥資本雄厚、產業化能力強，但也易滋生資源向大企業過度集中、中小創新主體成長空間受限等問題。同時，韓國深度嵌入美國主導的科技同盟體系，在量子、航天、核能等敏感領域，技術路線、對外合作很難完全脫離相關約束，自主性將受到牽制。

總的來說，“七大種子”多是十年后的未來產業，短期內難以像半導體那樣快速貢獻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出口增量，更多屬于“播撒創新種子”，而非“即刻收獲產業果實”。

韓國這份計劃也給世界其他國家帶來啟示。隨著全球人口老齡化持續加劇，科技創新成為多國突圍的共同選擇。在追求前沿科技突破時，既需要宏大的頂層設計，也需要直面技術、資金、人才、制度的現實條件。從促進區域合作而言，這份清單也將影響東北亞科技競爭與產業合作格局。既要看到韓國選擇領跑的進取態勢，也要厘清競爭賽道與合作空間，在能源、生物、新材料等領域探尋中韓務實合作的可能性，共同維護區域科技創新生態和產供鏈的穩定發展。（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