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期間，兩國元首就人工智能問題進行了建設性交流，同意開展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在全球技術競爭加劇、產業變革提速的背景下，世界對中美兩國協調AI合作與全球治理充滿期待。然而，近期個別美國AI企業的種種行為正在給相關對話帶來不確定性。

7月中旬，中國企業月之暗面發布Kimi K3。該模型采用混合專家架構，總參數規模達到2.8萬億，支持原生視覺能力和百萬級上下文，并公開完整模型權重。該模型已在編程、智能體、推理和長文本任務上進入全球前沿模型行列。

技術突破本應成為觀察中美AI產業新趨勢的窗口。隨之而來的美國輿論和政策反應，卻帶偏了正常的技術討論。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邁克爾·克拉齊奧斯公開指控月之暗面通過“蒸餾”Anthropic公司模型開發Kimi K3，還聲稱月之暗面可能違規獲得受出口管制的先進芯片。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隨后表示，或將月之暗面列入貿易限制清單。Anthropic公共政策負責人也立即跟進，將有關爭議提升到美國國家安全層面。

美方至今沒有公開足以獨立驗證上述指控的技術材料。美科技界多名人員指出，Fable模型于7月1日才恢復公開使用，Kimi K3在約兩周后發布，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大規模數據提取、訓練、測試和模型部署，技術上并不現實。更不用說Anthropic的核心指控是中國“蒸餾”了一個它還沒有公開發布的模型。這種匪夷所思的論調令人困惑。個別美國公司在這輪爭議中扮演的負面角色，值得引起關注。

虛構威脅編織危險循環

今年2月，Anthropic發布報告指控DeepSeek、月之暗面和MiniMax通過“蒸餾”提取其模型能力。該公司一方面承認“蒸餾”本身是AI企業普遍使用的合法技術，但同時在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的情況下，將中國企業的相關行為定義為“工業級攻擊”。此后，這套企業敘事逐漸進入美國政府的外交、安全和出口管制議程。Kimi K3發布后，美國官員使用的“秘密工業級蒸餾”“竊取美國技術”等表達，與Anthropic此前構建的話語框架高度重合。

企業維護知識產權無可厚非，但應經過證據審查、司法程序和專業技術評估。當一家市場競爭主體能夠借助政府力量，將自身提出的技術指控直接轉化為制裁威脅、出口限制和市場準入壁壘，問題便超出了普通商業糾紛的范圍。這種機制容易形成一種危險循環，企業先把競爭對手描述為安全威脅，政府再依據企業提供的材料采取限制措施，限制措施隨后又被企業用來證明原有安全判斷。

中國開源與開放權重模型正在改變全球AI產業的成本結構。與依賴封閉接口、按調用量收費的商業模式相比，開放權重模型允許企業、科研機構和個人在本地部署、修改和審計模型，也有利于發展面向特定行業、語言和文化環境的應用。這種模式正在削弱少數閉源企業依靠模型訪問權形成的高溢價和平臺控制力。

在這一背景下，Anthropic拒絕參加美國科技產業圍繞開放權重模型形成的聯合行動，具有特殊含義。7月24日，英偉達、微軟、Meta、IBM、Palantir、Mozilla等企業和機構發表公開信，呼吁美國政府避免對開放權重模型實施過早和籠統的限制。OpenAI和谷歌隨后也加入支持行列，Anthropic最終成為美國主要前沿模型企業中最顯眼的未簽署者。

面對質疑，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代伊表示，該公司從未主張全面禁止開放權重模型，并承認不具備高風險能力的開放模型具有公共產品價值。然而，他同時要求美國進一步限制先進芯片和制造設備流向中國，打擊所謂中國企業的工業級“蒸餾”，并對達到一定能力水平的模型實施強制安全測試。

從商業結構看，這些明顯具有狡辯特征的政策主張與Anthropic的封閉模型經營模式高度同向。算力限制可以提高中國企業訓練模型的成本，“蒸餾”規則可以壓縮后發企業學習既有模型的空間，強制測試則可能形成只有大型企業能夠承擔的合規門檻。Anthropic在口頭上否認推動開放模型禁令，實際政策建議依然可能限制中國開源模型的國際擴散，并鞏固少數美國閉源企業對前沿模型市場的控制。

過度安全化帶來反噬

過度安全化也已經對Anthropic自身產生反噬。2026年6月12日，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和模型越獄風險為由，禁止外國公民訪問Anthropic最新的Fable 5和Mythos 5模型，限制范圍甚至包括Anthropic內部的外籍員工。由于無法即時核驗全球用戶國籍，公司被迫關閉這兩個模型的全部客戶訪問權限。相關限制直到6月底才被解除。

這一案例說明，一旦企業積極推動政府以國家安全方式管理模型、算力和市場準入，同一套邏輯也可能被用于限制企業自身。Anthropic原本希望通過安全規則建立更高的行業門檻，其最先進模型卻一度被美國政府認定為可能帶來網絡安全風險，并因此面向全球關閉。安全概念缺乏清晰邊界時，監管措施容易從保護技術優勢轉向凍結技術擴散，最終損害企業、科研人員和普通用戶的共同利益。

Anthropic當前政策取向還帶有鮮明的創始人個人印記。作為創始人型首席執行官，阿莫代伊的世界觀能夠較為直接地轉化為公司戰略和公共政策立場。他在2025年巴黎AI峰會后提出，應確保所謂“民主社會”在AI領域保持領先，防止“威權國家”取得全球軍事優勢。2026年，Anthropic又在政策報告中將中美AI競爭描述為民主制度與其他制度之間的競爭，應使用AI幫助美國及其盟友“擊敗威權對手”。其個人表達有時已經超出一般商業風險研判的尺度，容易放大恐懼，壓縮理性討論空間，也可能推動美國政策界形成對中國AI發展的整體性敵意。與其他類似企業的CEO相比，阿莫代伊顯然更加傾向于用泛安全化方式，扼殺來自中國的競爭與挑戰，為此不惜影響中美整體戰略關系的穩定。

排除干擾才能理性交流

中美兩國正在探索圍繞AI安全、模型治理和風險控制開展溝通。雙方需要討論模型失控、網絡攻擊、生物安全、深度偽造和自主武器等真實問題，也需要為正常的技術競爭、商業合作和學術交流留下空間。若政府間對話受到少數企業利益和企業領導人個人認知的持續干擾，任何技術爭議都可能迅速升級為制裁問題，任何產業突破都可能被解釋為安全威脅。

對此，中美兩國政府應共同關注來自硅谷科技公司的新型風險變量。雙方可以推動建立企業政策游說披露機制，要求參與國家安全政策制定的AI企業說明自身商業利益；建立第三方技術驗證機制，對模型“蒸餾”、知識產權和安全能力指控進行獨立評估；設定清晰證據門檻，防止未經核實的企業材料直接觸發制裁和出口限制；在政府對話框架下引入開放模型、閉源模型、算力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多元代表，避免少數企業壟斷議程設置權。

AI競爭最終要依靠技術能力、產業效率、產品質量和治理水平。個別企業無力在正常競爭中維持壟斷優勢時，更不應借助政治游說和認知塑造封堵競爭對手。中美政府有責任進行有效的協同治理，防止企業的一己之私擾動AI合作，更應避免其破壞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