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美以伊軍事沖突爆發后,包括國際能源署在內的多家權威機構一度預測,油價將飆升至每桶150至200美元,全球經濟面臨“需求毀滅”級的震蕩。然而,事態走向顛覆了所有預期:作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中國非但未恐慌性搶購,反而逆勢將原油進口削減約40%,同時國內能源供應穩定,經濟保持正增長。這場危機,如同中國能源安全戰略的一場“壓力測試”,而中國交出了一份遠超外界預期的答卷,也幫助全球油價穩定在一個相對合理的區間。有外媒感慨:“是中國拯救了世界”。
中國的原油進口縮減,幅度不可謂不大。2025年中國原油進口量剛剛創下歷史峰值,但2026年二季度進口驟降至每日約810萬桶,環比下跌32%,5月、6月更跌破800萬桶,為2016年以來最低。然而,同期國內成品油市場供需平穩,交通流量與貨運規模未見明顯萎縮。這一“進口低、消費穩”的獨特圖景,正是主動調控而非被動衰退的明證。
中國之所以能承受如此劇烈的進口收縮,根植于一套歷時二十年構建的多層次能源安全戰略防御體系。第一層,是戰略儲備與進口多元化構筑的“緩沖墊”。中國目前未公開戰略石油儲備規模,但業界估算大致介于5億至超10億桶之間,這還沒算上可觀的成品油庫存。這些“隱形庫存”能夠在危機初期提供可靠緩沖。與此同時,中國對中東能源的依存度正穩步下降,不僅有中俄、中哈、中緬等不受霍爾木茲海峽制約的陸上管道,海上進口來源也持續多元化。不同于部分國家的戰略儲備釋放很容易被市場套利行為裹挾,中國從一開始著眼的就是“穩定”,真正做到了“高筑墻、廣積糧”的逆周期調控,使全球市場對國內下游產業的傳導影響降到最低。
第二層,是以合理干預精準調控國內供需的“節流閥”。面對翻倍的國際油價,中國將國內成品油價格漲幅控制在約30%,壓低煉廠利潤、主動降低開工率,從源頭控制了原油進口需求。同時收緊煉化產品出口配額,保障國內市場穩定,避免被卷入全球市場的高價競購。疊加庫存投放,進一步削弱了進口剛性。
第三層,是能源轉型形成結構性替代的“備用發動機”。依托可再生能源規劃與碳達峰行動方案,中國構建了可再生能源、核電、煤制油氣、交通電動化四大替代體系。2025年新增光伏315吉瓦、風電119吉瓦,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占比突破60%;核電在建及待批機組投產后總裝機將達125吉瓦;煤制油、煤制氣也規模化落地,將煤炭資源優勢轉化為戰略燃料替代。交通電動化的成效尤為突出——2025年國內新能源車銷量達1649萬輛。據國際能源署測算,2025年全球的電動車每天能減少原油需求高達170萬桶,中國自身就貢獻了超過一半。
中國的應對,不僅守住了自身安全底線,更對全球能源格局產生了三重深遠影響。一是確立了需求側的“市場權力”。長期以來,全球能源市場的話語權由供給側主導——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調節產量、美國頁巖油彈性補充,進口國只能被動承受價格波動。而此次中國單日近500萬桶的進口削減,規模甚至超過了歐佩克常規減產幅度,幾乎抵消了霍爾木茲危機造成的供給缺口,以實踐證明了大進口國的反向定價能力。
二是彰顯了作為全球油價“壓艙石”的主動擔當。高盛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大幅削減化石燃料凈進口,通過抑制需求有效充當了全球能源價格的緩沖器。”在西方釋放戰略石油儲備與頁巖油增產之外,中國需求的主動收縮成為防止油價失控至200美元/桶的關鍵力量,為全球避免了一場災難性經濟衰退。
三是提供了能源危機應對的“中國范式”。這場危機為全球揭示了,能源安全并非只有資源競爭一條路。一個完善合理的“儲備兜底+需求替代+政策調控”復合框架,能夠實現在降低外部依賴的同時保持增長韌性。這也是為什么危機過后,各國已開始紛紛跟進:印度啟動戰略儲油庫建設,海灣國家加速繞開霍爾木茲海峽的管道擴容,東南亞各國加大光伏與電動車引進力度——中國這套組合策略,正在成為資源進口國的參考模板。
2026年的中東危機,無意中成為中國能源安全戰略的一次“實戰演習”和“壓力測試”,避免了石油危機中“越高越買、越買越高”的慘烈螺旋。當世界聚焦沖突地區的炮火時,奔馳在道路上的電動化車隊、遍布戈壁的光伏與風電場,以及深藏地下的巨量油庫已經悄然改變了游戲規則。這些,正是“市場權力”的真實載體。能源轉型的“中國范式”,正在并將持續重塑全球能源治理的底層邏輯,推動世界能源格局向更多元、更均衡、更安全的方向演進。(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