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本新版《防衛白皮書》渲染所謂“周邊威脅”、鼓吹作戰體系轉型等，還宣稱要與所謂“志同道合國家”加強合作。打著這種幌子，高市政府加緊對外軍事勾連。但那些對象國家真的會當日本“戰時備胎”嗎？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房 迪：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廉德瑰：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陳友駿：上海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

想偷換概念遮掩擴軍本質

房迪

日本防衛省剛剛公布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其中第一部分首次單列“圍繞新型作戰方式的動向”章節。事實上，當前日本政府內部圍繞到底使用“新型作戰方式”還是“新型防御方式”的措辭，存在一定爭論。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等一些政客試圖推動用“防御”替代“作戰”，并將“新型防御方式”上升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要方向。那么，究竟何為“新型防御方式”？它與日本當前反復提及的“新型作戰方式”有何區別？真正目的又是什么？

根據日本官方的一些描述，所謂“新型防御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利用人工智能（AI）提升自衛隊情報分析、態勢研判以及指揮決策能力；二是大規模裝備和運用無人機，以提高應對“數量優勢”型作戰模式的能力，并降低人員投入和傷亡風險；三是強化遠程導彈、打擊能力以及遠程無人機運用能力，以應對來自遠距離的“攻擊威脅”。

日本政府聲稱，“新型防御方式”旨在回應國際安全環境變化并堅持“專守防衛”原則。但其越是狡辯，越暴露出心虛的一面。結合近年來日本安保政策的發展軌跡以及“新型防御方式”的具體內容來看，這一概念絕非“防御”，而是強軍擴武、謀求對外用兵的一環，事實上是突破“專守防衛”原則。

通過對比不難發現，“新型防御方式”與當前日本描述國際軍事行動時使用的“新型作戰方式”并無本質區別。二者依托的都是包括AI賦能指揮控制、無人作戰體系建設、防區外打擊能力等軍事能力建設。無論在日本《防衛白皮書》還是防衛省近年來的預算文件中，這些能力都被頻繁提及。一些日本政客之所以想更改相關措辭，轉換成更容易讓日本社會以及外界接受的表達，實際目的是想為擴軍備戰、突破“專守防衛”打掩護。這種操作，與之前日本政府將“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改稱“反擊能力”，是同樣的伎倆。

日本防相小泉進次郎不久前在回應“新型作戰方式”與“新型防御方式”的區別時，也被迫承認這一點。他的套路還是先渲染所謂“周邊威脅”，然后再訴諸日本民眾“理解”，降低國內政治阻力，聲稱“為了使廣大國民更加準確、直觀地理解這一戰略構想，我近期開始采用‘新型防御方式’這一提法。”

可見，“新型防御方式”這一概念背后藏著一套以堅持“專守防衛”為掩護、為右翼“再軍事化”操作爭取社會接受的敘事套路。一方面，為了規避日本“和平憲法”的束縛，日本政府將自身軍事作戰能力建設包裝成“防衛”的延伸范疇，而盡量不公開以“作戰”作為政策目標。另一方面，“作戰”與“防御”在社會認知中的意涵截然不同。“作戰”容易使公眾聯想到主動出擊、軍事擴張甚至戰爭，“防御”則更容易與自我保護、被動應對等聯系起來。日本右翼顯然希望通過這種敘事，在日本民眾乃至國際上引發“共鳴”和同情，從而達到降低擴軍備戰阻力的效果。

綜上所述，所謂“新型防御方式”本質上并非什么新概念，而是日本政府的又一次蓄意包裝。當前，日本政府正試圖借助修改“安保三文件”，進一步加快防衛政策調整，并謀求提前對標北約等實現防衛費占GDP3%—3.5%的目標。然而，與防衛預算持續擴張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物價持續上漲、日元持續貶值，日本民眾生活成本和經濟壓力不斷加重。日本社會正在加快走向“經縮軍膨”的扭曲局面。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再次試圖搞偷換概念的把戲，只會進一步暴露日本右翼持續推動“再軍事化”的危險意圖。

加緊對外軍事勾連

廉德瑰

日本新版《防衛白皮書》繼續炒作所謂“外部威脅”、挑動陣營對立，并聲稱將與所謂“志同道合國家”加強合作。在此之前，高市政府已經打著“以經濟安保為核心的國際合作”幌子，加大軍事安保外交力度，其中包括廣泛游說所謂新版“自由開放印太”構想，推進強軍擴武、重構聯盟體系和鼓噪“三海聯動”等。

事實上，日本早就按捺不住沖動，近年來不斷以漸進方式提升自衛隊實力，想方設法為“再軍事化”掃除“障礙”。比如，2023年年底，日本決定利用美國許可生產“愛國者”導彈，為此需要取消武器出口“五類”限制。到了今年，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便修改了“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方針，取消“五類”限制，不但為生產導彈掃清技術與法律障礙，還為殺傷性武器出口開了綠燈。與此同時，日本政府近年來增加防衛費的意圖越來越明顯，動作越來越大。在新版《防衛白皮書》中，日本防衛省再次使用對標他國的敘述方式，就被廣泛認為是為持續增加防衛費提供依據。另外，早在2024年開始，日本就與英國、意大利聯合研制新式隱形戰機。迄今為止，日本已經為此投入5041億日元，2026年還要追加約1698億日元，總額達到6739億日元。

在此基礎上，日本加快軍事安保外交和勾連，試圖重構同盟或“準同盟”體系。在美國越來越靠不住的背景下，日本聲稱要發揮“中等強國”作用，繼續打造美日印澳“四邊機制”。日澳簽署合作生產軍艦的協議，今年高市專門訪問澳大利亞，都是意在推動兩國形成某種“準同盟”關系。到今年7月為止，高市上任以來已經訪問了“四邊機制”其他3個國家。其實，“四邊機制”目前因美國推進意愿不強、美印關系緊張等原因聲勢漸弱，但日本試圖強化與印度的軍事安全合作，為此還向印度提供大規模投資。另外，日本分別與英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簽署《互惠準入協定》，這實際上是在為戰爭做準備。

作為挑動對抗、捏合“小圈子”“小集團”的手段，日本再次試圖鼓噪所謂“三海聯動”。在東海，日本利用釣魚島問題炒作“中國威脅論”，最近在九州熊本縣部署了12式地對艦導彈，旨在增強日本的“反擊能力”。在臺海，高市政府干涉中國內政，一系列涉臺錯誤言行給“臺獨”勢力釋放錯誤信號。在南海，日本決定向菲律賓出口自衛隊退役軍艦，強化菲律賓的軍事力量。不久前，日本又與其他國家發表所謂“紀念南海仲裁案裁決”十年聯合聲明，試圖為2016年非法無效的“南海仲裁裁決”站臺，并攻擊中國在南海的依法維權行動。

日本軍國主義在近代歷史上犯下累累罪行。現在，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又在試圖借尸還魂，故伎重演，借著渲染所謂“中國威脅”，一邊進行各種自我軍事松綁、強軍擴武，一邊加大對外軍事勾連、構建美國之外的所謂“準同盟”。對于高市政府不思悔改，妄圖走軍國主義老路，曾經飽受日本殖民侵略之苦的亞洲國家以及整個世界都應提高警惕。

“志同道合”？互為棋子

陳友駿

日本今年2月眾議院選舉后召開的特別國會于7月25日閉幕，針對首相高市早苗的批評隨即在日本輿論場發酵。一些媒體發文，直指高市憑借自民黨壓倒性的席位優勢，強推一系列基于自身右翼立場并且引發輿論分歧的政策，而將應對物價上漲等民生關切置于不顧。推動設立“國家情報局”，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并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計劃在年底前修訂“安保三文件”以便為增加防務費用鋪路，甚至伺機打破“無核三原則”……高市內閣種種操作的一個共性，被認為是具有“回歸戰前時代”逆流的濃厚色彩。

事實確實也是如此。高市早苗提出的口號是“使日本列島更為強大、更為繁榮”，實際上與日本戰前的“富國強兵”遙相呼應。上臺近一年來，高市政府推動一系列強軍擴武、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并架空日本“和平憲法”的動作，同時對外加強與菲律賓、澳大利亞以及其他一些所謂“志同道合”國家的軍事勾連。

對于日本政府明顯加大與美國以外一些國家的安保和軍事合作，日本輿論早有關注，普遍認為日本右翼勢力在自我軍事松綁、試圖復活軍國主義的同時，也在“擔心”日本作為狹長列島，一旦進入“戰時狀態”就難有回旋余地，于是試圖通過與其他國家加強安保聯系，為日本拓展“戰時后方”和回旋空間。與此同時，這種合作也被認為便于日本右翼向海外擴散軍事影響，甚至直接海外用兵。

為給拓展所謂“戰略縱深”尋找借口，日本政府及其背后的右翼勢力很早就開始了一系列渲染和“鋪陳”，一方面，不斷加大對所謂“周邊安全威脅”的鼓噪，打著“防衛”的幌子在西南諸島加大進攻性武器的部署，以構建“反擊能力”或最近新提出的“新型防御方式”等為由頭，不斷突破“專守防衛”。

另一方面，日本右翼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挑動或制造地區矛盾。早在2023年，日本設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項目，這是戰后日本首個可以直接對外輸送軍事裝備的安全援助機制，標志著日本加速推進“外向型”防務戰略。之后，日本“再軍事化”動作進一步增多，對外軍事安保勾連不斷升級，從與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到向菲律賓出售更多軍事裝備，再到更大頻次、更加深入地參與美國同盟體系下的各種聯合軍演、巡航等行動。

另外，對外軍工產業合作，也成為日本右翼勢力對內突破“和平憲法”限制、對外擺脫戰后體制束縛的一個突破口。對內，日本右翼加緊鼓噪強化軍工生產，毫不諱言要“跟上瞬息萬變的現代戰爭形式”。日本政府不僅大力扶持傳統防衛產業，還將目光投向與無人機、人工智能（AI）等相關的所謂“第二防衛產業”“新型防御方式”等。對外，通過與英國和意大利聯合研發新一代戰機，推動日本企業更大程度地嵌入西方軍工供應鏈，試圖借此為日本右翼的“再軍事化”提供“合法性”。正是通過以上這些內外層面操作，日本右翼加速在擴軍備武的道路上狂奔。

那么，既然連日本國內輿論都清楚右翼勢力竭力對外拓展軍事安保合作，意在拓展日本“戰略縱深”，說白了就是給對外發動戰爭尋找“墊背的”甚至“炮灰”，為何那些所謂“志同道合國家”依然做出某種程度的迎合姿態？

“美國因素”的影響顯而易見。在新一輪全球戰略調整中，美國逐漸將防御和總體戰略重心轉向美國本土和西半球，在亞太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戰略收縮和疏遠盟友之勢，導致一些地區盟友焦慮心態上升。當日本試圖將相關國家作為潛在的“戰時備胎”時，那些在軍事安保層面為日本“背書”的國家，事實上也在盤算將日本作為“跳板”或“棋子”，一方面為其介入亞太事務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是為間接性地博取華盛頓的“青睞”。就此而言，日本與所謂“志同道合”國家構建的一些“準同盟”，事實上是一種各懷“鬼胎”、相互利用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