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德媒報道，德國工業聯合會（BDI）總經理塔尼婭·戈納近日再次鼓噪和炒作所謂“中國沖擊2.0”，稱德國工業因此遭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近年來，德國工業體系乃至二戰結束以來的整體經濟模式都在遭遇重重挑戰，戈納等一些人看到了其中的病癥，但卻沒能找對藥方。搞內病外治、對華甩鍋這一套，救不了德國工業。

過去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德國依托低廉的能源成本、領先的高端制造能力和開放的全球市場等，形成出口導向型工業發展模式。該模式不僅為德國創造大量就業崗位，也奠定了其在歐洲乃至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但近年來，受能源格局重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全球貿易環境日趨復雜等因素影響，德國經濟持續承壓，增長乏力，尤其是其工業體系正經歷著一場嚴峻的結構性考驗。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2018年至2025年德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僅約0.3%。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2019年的21.6%下降至2025年的19.5%。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不久前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過去6年間，德國工業領域累計流失約42萬個崗位。另據德國其他研究機構的數據，今年第二季度，德國共有4996家公司申請破產?？梢?，當前的德國正面臨一場由內外壓力疊加造成的危機。

首先，能源供應格局變化推高工業生產成本。過去，德國長期依靠來自俄羅斯的低價天然氣。但俄烏沖突爆發后，德國為了加速擺脫對俄能源依賴，轉而尋求成本更高、運輸環節更加復雜的替代性能源供應。與此同時，德國國內綠色轉型需要大量資金。按照設想，到2030年，德國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占比將從2021年的42%提高到80%，對應的投資需求將超過4000億歐元。而德國國內可再生能源、電網和儲能等基礎設施建設尚未跟上轉型步伐，由此進一步造成能源成本上升與供應穩定性下降，德國國內一些能源密集型企業被迫減產、停產甚至外遷。

其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塑德國傳統工業。當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和工業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興數字技術正加速向制造業滲透。汽車行業就是一個典型縮影。德國在機械制造、動力系統和工業自動化等傳統領域有著深厚積累，但在人工智能、軟件開發和數字平臺等方面缺乏足夠的技術支持和人員儲備，致其傳統優勢難以充分轉化為智能化時代的競爭力。類似問題，再加上德國人口結構老齡化、勞動力供給收縮等因素，進一步制約了其工業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

再次，外部環境變化沖擊德國出口導向型經濟。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美國對包括歐盟在內的經濟體加征關稅，歐美對俄實施制裁等，都對高度依賴出口和全球供應鏈的德國工業體系造成較大影響。另外，新興市場國家相關領域的快速發展也在壓縮德國優勢產業的國際市場空間。

最后，德國國內投資環境的吸引力下降。近年來，德國政府通過加強行政干預、擴大社會福利等手段來應對危機，一定程度上給國家財政和企業帶來更大壓力。繁雜的監管程序抑制企業投資意愿，尤其難以適應技術迭代迅速的新興行業發展需求。德國經濟研究所（IW）最新調查顯示，77%的受訪企業認為，包括法定工資附加成本在內的人力成本是阻礙其在德國投資的主要因素，監管政策、較高企業稅負以及能源成本，則影響了約2/3企業的投資決策。另外，德國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也在下降，這進一步加劇了其技術人才短缺等問題。

面對當前的經濟困境，德國政府自2025年以來推出多項舉措，包括降低能源成本，對能源密集型企業收取優惠電費；設立5000億歐元的專項基金，改善交通、電網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出總額460億歐元的企業減稅計劃，鼓勵企業在數字化、綠色技術和先進制造領域加大投資。今年7月，德國政府又提出一攬子改革方案，包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大幅精簡行政程序等。不過，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套改革方案對消費者和企業關心的能源問題，依然缺乏清晰的戰略思路。

總體來看，德國工業模式面臨的并非單一行業的周期性衰退，而是一場深層次的結構性大考：支撐德國傳統工業體系的成本基礎、技術優勢、市場環境和制度適應能力等同時承壓。這意味著，短期刺激措施或個別行業紓困政策很難從根本上扭轉局面。將自身面臨的結構性難題簡單歸咎于所謂“中國沖擊”，就更于事無補，甚至適得其反。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曾以“創造性破壞”理論揭示，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內在機制。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傳統產業加速轉型的背景下，德國需要持續推動技術創新與產業重構，加快工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完善能源和數字基礎設施，改善企業投資環境，并通過開放合作重塑國際競爭優勢。只有這樣，德國才可能培育出新的經濟增長點，為工業發展注入新的增長動力。（作者是西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