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時評】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社會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推動新時代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這是首個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印發的關于社會工作的文件，是新時代社會工作領域的綱領性文獻。

中央將社會工作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回應了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層變革。當前，我國社會群體不斷分化細化，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大量涌現，新就業群體規模龐大、流動性強，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差異懸殊。傳統以單位和屬地為依托的組織體系面臨“覆蓋盲區”與“反應遲滯”的挑戰。

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動，與數字化的全面滲透深度疊加。如何有效回應合理訴求、協調多元利益、構建新的社會聯結，成為社會治理必須回答的命題。當發展與安全、秩序與活力的張力凸顯，如何在動態平衡中尋求善治之路，成為時代之問。

近年來，一些地方以改革創新精神破解社會治理難題。如北京市構建“接訴即辦”與“吹哨報到”聯動機制，以市民訴求驅動超大城市治理變革。上海市構建“一網統管”“一網通辦”體系，推進“多格合一”，用12345熱線和AI大模型賦能精細化治理。天津市構建一貫到底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一體推進社會治理與基層治理，實現重心下移與力量整合，通過“以空間換服務”提升新就業群體凝聚力。重慶市以數字重慶體系為牽引，建好社區議事協商、新就業群體友好場景載體，凝聚社會合力。四川成都堅持“發展、治理、服務”三位一體，以社區保障資金、合伙人機制、信托制物業激活基層共治生態。浙江杭州打造“小哥友好城市”，以服務促凝聚、以凝聚帶參與，讓新就業群體成長為治理合伙人。這些探索雖路徑各異，但共同指向社會治理的方向，黨的領導是根本保證，數字化是重要杠桿，面向群體、服務凝聚是關鍵抓手。

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需要在體制、載體和路徑層面實現系統性突破。

在體制層面，構建黨建引領社會治理與基層治理貫通的格局。此次意見要求“健全黨領導社會工作的體制機制”“加強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社會治理與基層治理并非絕緣分隔，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基層治理是社會治理的根基與支撐。二者需要在體制上貫通、機制上咬合，關鍵在于有健全完善的組織體系、高效協同的協調機制與務實管用的工作抓手。

在載體層面，推動群體服務載體與基層治理陣地有機融合。此次意見要求“加強陣地建設，健全城鄉基層服務體系，增強對新就業群體等服務功能，拓展社會工作服務平臺”。這需要根據不同群體的特點建好服務載體，建好基層治理陣地，依托產業鏈和平臺企業靈活嵌入黨建載體，以調度節點、配送站點和“暖心驛站”為支點，搭建集服務凝聚、權益維護、技能提升于一體的功能型平臺。尤為重要的是，相關部門要整合力量和資源，實現“一個陣地、互為依托、多重功能、共建共享”，避免另起爐灶、重復建設和“標簽化”服務，使各類載體真正成為服務群眾、凝聚人心、賦能治理的實體支撐。

在路徑層面，以智慧化和法治化驅動系統性治理。一方面，用好智慧化手段，完善群眾訴求響應辦理機制，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更重要的是，要超越單純“做好服務”的思維，在調整群體關系和算法治理上發力，形成平臺、勞動者、社會利益平衡的結構性安排，從源頭保障新就業群體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完善社會治理的法律法規體系，加快推進社會治理領域的黨內法規建設，同步完善面向社會面的行政法規與國家立法，在法治軌道上明晰各方權責邊界，以法治保障社會治理有序運行。

（作者：吳曉林，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