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第一副總理曼圖羅夫秘書處方面近日發布消息稱，俄羅斯與美國已就國際空間站（ISS）于2030年底結束運行制定聯合計劃。至此，這座始建于1998年、設計壽命15年的龐大工程，終于在長期超期服役、各類故障險象環生之后，開啟了謝幕的倒計時。

2030年不只是一個技術性的節點，也是一道迫近的政治與制度考題：在“后ISS時代”，人類將以何種姿態繼續在太空合作領域前行？

無論從太空合作還是國際政治的角度，ISS的意義都遠超一座軌道實驗室。它由16個國家共同建造、運行和使用，堪稱迄今規模最大、周期最長、參與國最多的空間國際合作項目，其中美俄兩國是投入最大、參與最深的兩方。近30年來，即便地面地緣政治關系幾經波折，但蒼穹之上的多國航天員們仍長期在軌協同值守，聯合實施科研項目，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賴。這種關系，本身也是一種可貴的和平約束機制。

但從目前各方的動向來看，“后ISS時代”美俄大概率會選擇“各走各路”。美國早已布局轉向商業空間站模式。2019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推出了“近地軌道商業開發戰略”，計劃在ISS退役后向商業運營過渡。今年3月，NASA一度提出政府主導的核心艙方案，但6月即宣告撤銷，回到了“商業主體建站、NASA采購服務”的路線。眼下，美國多家商業航空公司正圍繞空間站項目激烈競逐。

與此同時，美國正全力推進2028年重返月球的“阿爾忒彌斯”計劃。這份計劃目前已吸引到68個簽署國，其中大多是美國盟友，帶有明顯的“俱樂部”排他色彩。在商業化與“阿爾忒彌斯”的雙重推動下，美國勢必會走上一條以自身為主導、以盟友為協同的太空合作路徑。

另一邊，俄羅斯也有獨立建造本國空間站的計劃。這座模塊化、高度自動化、可周期性造訪的高緯度空間站，計劃從2028年開始逐步替代ISS的角色。但不得不說，這一計劃面臨著資金、艙段研發、發射統籌及任務銜接等多重掣肘，到2030年時能否如愿實現常態化載人運行，存在比較大的不確定性。對此，俄方也心知肚明，今年以來不斷擴大與友好國家的合作，同時在軌道避碰、航天員救援和飛行安全方面也與美國保持了基本溝通，表現出開放的態度。

在這一轉換期，中國空間站“天宮”的戰略意義愈發凸顯。如今，“天宮”已進入常態化運營，擁有成熟的載人和貨運保障體系。若美國商業空間站與俄羅斯新站均未能如期接續，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空間站可能將成為全球唯一在軌的載人空間站。

但“唯一在軌”絕不意味著“獨占軌道”。中國一貫主張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堅持平等合作、互利共贏，堅決反對外空武器化、戰場化，也反對單邊主義和封閉“小圈子”。中國空間站已與聯合國外層空間事務辦公室合作，面向所有聯合國會員國開放科學實驗機會，目前已有17個國家、23個實體的9個項目成為首批入選項目。未來，中國的國際空間合作將進一步開放，包括完善外國航天員和載荷專家參與機制、增設聯合實驗與數據共享、為缺乏獨立航天能力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培訓與實驗機會等，推動構建開放包容、公平合理、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空間合作新秩序。

外層空間不應淪為大國博弈的“競技場”。無論何時，國際社會都必須共同遵守以《外層空間條約》為核心的國際法基本準則，堅持和平利用、合作互助、不得據為己有等根本原則。商業空間站同樣受發射國法律監管，絕非法外之地。進入多空間站時代，交會對接、緊急救援、軌道避碰、碎片治理等現實問題，對多邊規則和溝通機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倘若各國只在各自聯盟內部制定標準、“各掃門前雪”，空間站便可能由合作平臺變成陣營前線，最終割裂人類走向深空的共同愿景，使外空治理陷入碎片化與對抗性困境，損害的將是全人類的根本利益。

ISS留下的最大遺產，不是某個艙段、某項技術，而是將技術合作升格為和平共存的制度實踐。2030年之后，太空可以有多座空間站，但不能沒有共同規則，更不能形成彼此封閉的軌道陣營。我們期待“后ISS時代”的國際空間合作，能夠以合作駕馭競爭，以規則錨定秩序，讓近地空間真正成為全人類的共同驛站，最終助力人類駛向無垠的星辰大海。（作者是安徽大學法學院國際法系副教授、中國空間法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