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人工智能（AI）學者加里·馬庫斯7月20日發文稱，中國AI模型已“幾乎追平”美國最先進水平，美國不可能在這場AI競賽中“獲勝”，華盛頓應停止將AI視為零和博弈，轉而探索國際合作與公共產品路徑。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次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說，美國將仔細審查來自中國的開源AI模型，搜尋所謂竊取知識產權的跡象。
更早之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7月8日發布了一封“致同仁信”，宣稱從新財年起，NSF的資助不得用于與美國政府受限清單上的中國機構及其人員開展合作研究。此項政策預告在征集意見后將隨著10月1日新版《受資助者指南》落地，美國《科學》雜志稱之為“幾乎要全面禁止美國學術界與中國科學家的合作”。
一系列動向清晰顯現，美國當前基于國內政治撕裂、意識形態斗爭和泛安全化管控推出的科研政策，正在主動筑起“科創壁壘”，嚴重削弱其 AI 領域的創新活力、人才吸引力與全球合作生態。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正堅持開放包容、普惠共享的AI發展路徑，積極聯結全球南方，主動承擔推動AI全球治理的重要使命。在AI全球新秩序的構建中，中國正在發揮引領作用。
收緊政策擠壓下的美國科研困局
過去兩年，美國科研體系經歷了一場以政治優先替代科學理性的大規?！爸贫刃韵摹?，科研生態的公信力和穩定性遭遇系統性滑坡。在校園政治氛圍持續極化的背景下，美國政府凍結了面向部分高校的數十億美元聯邦科研經費，并拆解了重要的聯邦科研機構。不少美國高校的“科研規劃”變成“危機管理”：實驗項目被迫中止、人才引進計劃凍結、多項關鍵項目難以為繼。美國政府2026財年預算對科研機構削減440億美元（降幅22%），其中NSF削減57%、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削減41%、NASA削減24%。盡管國會后續撥款沖抵了部分削減幅度，但政府提出的2027財年預算方案再度大幅壓縮科研經費，進一步強化了外界對美國科研資金持續“縮水”和不穩定的預期。
科研經費、簽證環境和移民政策的持續波動，正通過人才流向的細節變化，持續侵蝕美國科技競爭力的基礎。根據美國大學協會數據交流平臺統計，在簽證延遲、旅行禁令等不確定因素影響下，2026年秋季美國頂尖研究型大學的博士項目入學人數同比下降了15%。創新人才儲備的收縮，必將動搖美國科技競爭的基本盤。而且，美國科研人員申請赴海外工作的人數同比上升32%，這種“人才逆流”在AI和高科技領域的表現尤為明顯。
美國的科研亂象，不斷削弱自身對全球人才的吸引力，而中國科研體系則依靠清晰穩定的職業發展路徑、穩定的資金支持與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正成為全球一流科學家開拓事業的現實選擇。
全球南方需要“跑得動”和“用得起”的AI模型
美國近年來對華推行科技“脫鉤”舉措，也對它自身的科研生態產生“反噬”。7月8日NSF政策中附帶發布了一份“受限實體清單”，覆蓋上百家中國高校和科研院所。從法律技術角度看，這是前所未有的、對科研合作范圍的行政式“硬切斷”，讓跨國科研合作不再由學術判斷和科研需求決定，而是受制于行政命令和安全標簽。
在AI領域，美國這種作繭自縛的邏輯體現得尤為清晰：美方越是試圖構筑密不透風的科技圍墻、劃定所謂“安全邊界”，就越有可能在中長期內壓縮自身科研生態的活力空間，把原本可以通過開放合作維系的領先優勢，變為在自我收緊中不斷消耗的存量優勢。
華盛頓在敘事上強調AI是與中國的“國家安全競賽”，但在實際供給側卻沒有提供足夠低成本、可持續的AI基礎設施，無法回應全球南方國家數智化的迫切訴求。放眼長遠，具備普惠性、可負擔、可落地的中國方案，將擁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與美國高成本、封閉式的平臺模式不同，中國AI正通過開源生態、低成本算力以及多語種適配能力，走出一條高度普惠的技術擴散路徑。月之暗面（Moonshot AI）剛剛正式推出了迄今為止能力最強的Kimi K3模型，參數規模達2.8萬億，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開源大模型。它的部分測試成績直逼Claude Fable 5和GPT-5.6 Sol等海外頂級閉源模型，但在價格上卻完全不同：每百萬輸出詞元（token）的價格約為15美元，比閉源模型便宜兩到三倍。這種成本曲線的差異會直接決定企業能否大規模部署AI算力。
更具代表性的是Qwen生態的爆發。到2025年底，Qwen已占據全球開源模型下載量的50%以上，累計下載次數接近10億次，成功超越Meta的Llama，成為全球范圍內被下載最多的開源模型。它的影響已經顯著溢出到非洲等地區，是目前少有的專門面向非洲語言的開源模型之一，已經實現對20種非洲語言的適配。相比之下，西方主流開源模型Llama在全球南方語言的覆蓋上仍然非常有限。
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關鍵不是“美式AI”和“中式AI”之間二選一，而是哪一套技術路徑和治理方案，能夠在現實財政約束和制度條件之下，幫助它們構建自主可控的數字基礎設施、提高本地創新能力、保障數字主權，并能將AI轉化為推動社會發展與民生改善的可靠工具。相對而言，在預算有限、基礎設施不完備、但需求廣泛的全球南方經濟體中，能“跑得動”和“用得起”的模型與平臺更具決定性的實踐意義。
打破“數字圍墻”，提供中國方案
中國始終明確，人工智能不應淪為少數國家壟斷的私產，而應成為惠及全人類的國際公共產品。這既是對美國“數字圍墻”、推行技術封鎖的排他式發展路徑的一種制度性對照，更精準回應了全球南方國家對技術自主、發展公平的核心訴求。
秉持“智能向善、普惠共享”理念，中國提出了系統性的AI全球治理方案，逐步從國際規則的倡議發起者轉變為全球AI治理的重要制度供給者。通過推動國際規則共建、助力各國AI能力建設、深化開放合作，中國為全球南方國家嵌入AI治理體系、融入AI產業鏈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現實抓手。落地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將“回應全球南方呼聲、彌合數智鴻溝”寫入組織使命，為全球南方國家平等參與AI國際規則制定和標準博弈搭建了首個專門平臺。
而且，中國對全球南方的賦能更注重長效扎根、自主發展。各國不僅可以使用中國的AI模型和平臺，更可以在中國支持下培養本地AI人才、搭建本土化數據治理制度、研發適配本地發展需求的AI應用。這將使AI技術真正“生根”于各國的本土制度與社會發展中，而非簡單消費“進口算法”。
AI發展的中國方案，一方面抵制將國家安全概念泛化、反對以封鎖和技術壁壘固化“智能鴻溝”，另一方面通過開源開放、數據與算力共享以及人才培訓，把全球南方從“治理對象”轉變為“規則共建者”，在重塑全球 AI 治理秩序的競爭中提供了一種具有多邊底色、又明顯帶有中國印記的普惠路徑。
可以預期，中國將通過持續的科研投入、開放可復用的AI開源生態、面向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布局，以及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底座的治理敘事，引領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朝著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續的方向演進，成為構建AI全球新秩序的核心引領力量。（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法系教授、科技外交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