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烏克蘭政壇與軍方迎來沖突爆發以來最劇烈的人事震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連解除國防部長費多羅夫、烏軍總司令瑟爾斯基的職務，引發廣泛關注。

軍方高層官員密集去職，暴露烏克蘭內部矛盾

7月15日，澤連斯基解除了任職僅半年的國防部長費多羅夫職務。這紙解職令突如其來，迅速引發烏克蘭社會廣泛熱議。費多羅夫作為烏克蘭政壇典型的技術改革派官員，上任后摒棄傳統作戰思維，聚焦無人化、智能化作戰體系建設，大力推進無人機量產、戰術AI落地、無人作戰編隊組建等改革舉措。在其主導下，烏軍依托低成本、高機動的無人作戰模式，有效抵消俄軍兵力與裝備優勢，大幅降低己方人員傷亡，逐步扭轉此前戰場被動防守的不利局面。費多羅夫推進的改革舉措，成為烏軍近兩年最具成效的軍事革新。其本人也憑借烏軍在戰場上的亮眼表現，成為國內支持率極高的軍方官員。

就在費多羅夫去職引發輿論爭議、多地爆發民眾抗議之時，澤連斯基在7月21日再度出手，宣布解除烏軍總司令瑟爾斯基的職務。瑟爾斯基于2024年接替扎盧日內執掌烏軍，其后主導多場關鍵戰線防御作戰，統籌烏軍整體兵力部署與陣地攻防，為烏軍穩住戰場基本盤、維持俄烏戰場戰略平衡發揮了核心作用。

兩位軍方高層官員在短期內密集去職，打破了戰時烏克蘭軍事領導層的穩定格局。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二人去職并非因作戰失利、貪腐瀆職等常規負面原因，而是因為理念沖突與政壇博弈。烏克蘭軍方隨即出現公開分裂態勢，多名高階將領公開發聲力挺費多羅夫，部分軍方官員相繼辭職抗議，民眾示威浪潮持續蔓延，讓本輪人事調整的爭議性與特殊性愈發凸顯。

軍方高層人事震蕩并非偶然

戰時“換將”歷來是兵家大忌。烏克蘭此番非常規高層人事更迭，并非單一因素導致，而是烏克蘭政壇歷史積弊、戰時社會矛盾、外部支撐弱化三重壓力疊加的必然結果。

首先，政壇派系林立、內斗不止的歷史傳統，是本輪人事震蕩的根源。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烏克蘭政壇始終未能形成戰時統一共識，總統府、國防部、軍方高層、議會派系之間的權力博弈從未停歇，戰時體制下的權力制衡逐漸異化為內耗工具。本次風波的直接導火索，正是費多羅夫與瑟爾斯基之間難以調和的理念與權力沖突。費多羅夫代表新銳技術改革派系，主張以智能化、無人化重塑烏軍作戰體系，精簡傳統軍方冗余架構。而瑟爾斯基作為傳統軍人，出身于軍方官僚體系，堅守傳統兵力作戰模式，更看重軍方層級秩序與派系忠誠度。二者在作戰資源分配、軍隊改革方向、戰術執行邏輯上的分歧根深蒂固，并逐漸走向公開對立，最終形成“雙輸”的政治僵局。這種新舊派系、軍政體系的對立內斗，是烏克蘭政壇長期存在的結構性頑疾。戰時特殊環境則進一步放大了派系博弈的激烈程度。

其次，長期戰事透支社會根基，民眾對執政集團的不滿情緒持續累積，反腐與問責呼聲高漲，從而引發高層洗牌。持續數年的戰事讓烏克蘭經濟民生遭受重創，社會疲憊感、厭戰情緒不斷蔓延。與此同時，烏克蘭軍方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資源分配不公、局部貪腐等積弊有增無減，大量作戰資源被冗余環節消耗，基層官兵作戰保障不足、傷亡率偏高。民眾與基層官兵對執政集團“改革乏力、弊病叢生”的怨氣持續積累，普遍質疑高層權責不清、庸政懶政。費多羅夫的技術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觸動了傳統軍方官僚的既得利益，而瑟爾斯基主導的傳統作戰模式又難以滿足民眾對“低傷亡、高效率”作戰的期待。澤連斯基被迫進行人事調整，本質上是戰時政府為疏導社會怨氣、回應民眾問責訴求、緩解執政輿論壓力的被動舉措。

最后，西方外部支持持續弱化，加劇烏克蘭內部治理與作戰壓力，倒逼澤連斯基重構內部政治格局。近兩年，歐美國家對烏援助逐步降溫，軍事裝備、資金補給、情報支持的規模與力度顯著收縮。外部援助的收緊，直接導致烏軍作戰資源短缺、戰線推進乏力，戰場僵持態勢加劇，并進一步激化了其內部矛盾。在外部壓力持續上升、戰場優勢逐步流失的背景下，烏克蘭執政集團亟需通過人事調整整合內部力量、重塑作戰體系，以緩解內外雙重壓力。

對后續俄烏戰場局勢的影響

本輪烏克蘭軍方高層人事劇變，并非一次偶然的政壇風波，而是烏克蘭戰時治理困境的集中暴露，也將對后續俄烏戰場格局、烏克蘭軍事改革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其一，烏克蘭內部政治矛盾將持續發酵，澤連斯基政府將面臨更大的執政壓力。當前，烏克蘭政壇新舊派系對立、軍政矛盾、官民矛盾日益尖銳，軍方高層分裂、民眾抗議持續、官僚體系固化等問題相互交織。隨著戰事的持續延宕，經濟和民生困局將嚴重削弱執政集團的公信力。未來，烏克蘭政壇的派系博弈、人事動蕩或將成為常態。澤連斯基政府也將長期面臨內部維穩、軍事攻堅、民生兜底的三重執政壓力。

其二，烏軍作戰體系將迎來局部調整，但無人化作戰的核心方向不會發生根本逆轉。費多羅夫的去職，意味著烏克蘭激進的軍事技術改革遭遇階段性挫折，傳統軍方勢力重新掌握作戰主導權。雖然在短期內，烏軍無人化改革的推進速度、創新力度或將有所放緩，智能化作戰體系的迭代升級可能陷入停滯，但無人化作戰無疑是未來烏軍彌補對俄戰力差距、實現“非對稱制衡”的核心手段，也是經過實戰驗證的最優戰術路徑。因此，無論高層人事如何變動，無人機、無人作戰編隊等智能化作戰模式，仍將是烏軍維持戰場平衡、牽制俄軍主力的核心依托，相關作戰體系只會優化完善，大概率不會被徹底摒棄。

其三，內部持續動蕩或將推動烏克蘭危機迎來階段性轉折。一方面，烏軍高層頻繁更迭、作戰理念搖擺、內部力量內耗，將直接削弱烏軍的戰場執行力與戰略統一性，導致烏軍戰斗力出現下滑。另一方面，烏克蘭內部治理危機、西方援助疲軟、軍方改革遇阻等多重變量疊加，可能打破當前俄烏戰場的動態平衡。未來沖突或將從“激烈攻防對峙”逐步轉向“戰略僵持、局部拉鋸”的新階段。沖突的長期性、膠著性特征更加明顯。不排除未來出現戰場局勢降溫、談判博弈升溫的可能性。

此次烏克蘭軍方高層密集換帥，是戰時烏克蘭政治頑疾、社會矛盾、外部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折射出烏克蘭戰時治理體系的深層弊端。人事震蕩帶來的短期變局，雖然不會徹底改變俄烏戰場的整體態勢，但會深刻影響烏軍的作戰模式與節奏。未來，烏克蘭能否平衡軍政矛盾、延續軍事改革、穩定內部局勢，同時積極爭取穩定的外部援助，將成為決定俄烏戰場后續走向的關鍵變量。（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葉天樂）

編審：高霈寧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