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國別私利，立足人類共同福祉
傅小強
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持續抬頭，和平、發展、安全、治理“四大赤字”日益凸顯。“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面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時代之問，中國先后提出共建“一帶一路”與四大全球倡議，構建起實踐載體、價值支撐、頂層設計有機統一的系統性方案。這套植根中華“天下大同”文明底蘊、契合馬克思主義國際發展理念、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的中國方案，突破西方零和博弈與文明沖突舊思維，為全球秩序變革與人類共同發展開辟新路徑。
聯通普惠合作，破解全球發展失衡困局。發展是各國生存進步的根基，也是化解全球矛盾的治本之策。長期失衡的全球化格局致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深陷基建滯后、資源短缺、內生動力匱乏的發展困境。西方主導的合作往往裹挾嚴苛的附加條件，以援助干涉內政、以合作謀取霸權，持續拉大南北發展鴻溝，加劇全球發展收益分配兩極分化。而中國方案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實踐根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打造開放包容、平等共贏的多邊合作平臺。十余年間，中國同150多個國家、30余個國際組織建立合作機制，打通陸海空數字互聯互通通道，搭建起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全方位合作體系。中歐班列、中老鐵路、雅萬高鐵……一批標志性合作項目精準補齊了發展中國家的短板。它們不設意識形態壁壘、不附加政治脅迫，保障了各國不分大小平等參與、共享機遇。
依托全球發展倡議，中國主動對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聚焦減貧脫困、糧食安全、綠色轉型、數字普惠等核心民生領域，落地千余項務實合作項目，精準對沖全球發展赤字。中國不輸出自身制度模式、不強推固定發展路徑，始終立足各國本土發展剛需，累計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超8萬人次研修培訓，助力培育本土人才、孵化特色產業、構建可持續的內生發展體系。面對“小院高墻”“脫鉤斷鏈”等逆全球化逆流，中國持續做大全球共同利益蛋糕，引導經濟全球化向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轉型，為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夯實根基。
更新安全范式，筑牢世界持久和平基石。傳統西方安全觀固守“國強必霸”“集團對抗”思維定式，依靠軍事同盟、軍備競賽、單邊制裁維系絕對安全，頻繁以武力介入地區爭端，讓全球深陷沖突頻發的安全困境。傳統安全沖突與恐怖主義、網絡攻擊、公共衛生危機等非傳統安全風險交織疊加，原有全球安全治理體系運轉失靈，各國普遍安全感不足、安全焦慮持續攀升。
全球安全倡議打破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核心是要摒棄“一己安全凌駕于他國安全之上”的零和誤區，確立各國安全休戚與共、安危與共的依存范式。在中東、東南亞等熱點地區，中國始終秉持對話協商原則，主動勸和促談、搭建多邊平臺，推動各類分歧和平化解，印證了包容協商才是消弭爭端、實現地區長治久安的根本路徑。
新安全觀統籌兼顧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引導各國直面各類全球性安全挑戰。中國倡導大國主動擔責、小國廣泛參與、權責共擔、協同治理，構建均衡、高效、可持續的全球安全架構。這一理念跳出非友即敵的對抗魔咒，切實維護各國主權、安全、發展權益，為全球和平穩定筑牢堅實屏障。
堅守文明互鑒，凝聚人類共生包容共識。“文明沖突論”長期束縛國際社會認知，部分西方國家刻意宣揚文明優劣論調、渲染意識形態對立，刻意放大文明間差異、撕裂全球共識，既是全球信任赤字滋生的重要誘因，也是地緣對抗不斷抬頭的深層根源。破除文明隔閡、消解文明偏見，是重塑新型國際關系、凝聚全球合力的關鍵突破口。
全球文明倡議傳承中華“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傳統智慧，立足文明多樣性的人類發展本質，構建平等包容、互鑒共生的新型文明觀，打破西方文明中心主義的壟斷敘事與所謂文明范式，堅持各國歷史文化、發展道路各具價值、地位平等。
中國始終倡導以文明交流消弭隔閡、以文明互鑒化解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論，推動各國常態化開展教育往來、民間交往、文化互訪，從根源鏟除文明對立、意識形態對抗滋生土壤。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一理念賦予其堅定的文化自信，有效抵御外來文明侵蝕、守護自身文明根基；對全球社會而言，文明互鑒搭建起跨越地域、制度、文化的平等對話橋梁，杜絕以文明差異制造地緣對抗，為修復全球信任裂痕、構建和諧國際關系凝聚深厚精神力量。
革新治理架構，推動國際秩序公正轉型。現行全球治理體系弊端凸顯，少數西方國家壟斷規則制定權、奉行雙重標準，動輒實施單邊制裁，將本國私利凌駕于國際法、國際公理之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缺失、代表性不足，“偽多邊主義”持續沖擊真正多邊主義根基，國際秩序的公平性、有效性大幅弱化。對此，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既是中國方案實現制度升華，更是推動國際秩序轉型的核心支撐。
該倡議以主權平等、國際法治、真正的多邊主義為核心，從三方面為全球治理改革劃定清晰路徑。其一，堅守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破解殖民時代遺留的治理不公格局，大幅提升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與參與權。其二，清晰區分真偽多邊主義邊界，抵制各類排他性地緣小圈子，堅守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筑牢全球治理法治底線。其三，推動治理機制擴容提質，吸納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多邊決策，構建權責匹配、公平高效的治理體系，順應世界多極化發展大勢。
整體來看，以“一帶一路”為實踐載體、四大全球倡議為核心支撐的中國方案，貫通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關鍵領域，層層遞進、內在統一，系統回應人類社會全局性發展訴求。不同于西方陣營對抗、私利優先的治理模式，中國方案立足全人類共同福祉，超越國別私利與意識形態隔閡，不謀求主導世界、不制造陣營分裂、不固化不公秩序，而是推動各國平等協作、共建共享，促進國際體系公平化、民主化轉型。
百年變局之下，國際秩序發生變革已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植根東方和合智慧、立足人類共同利益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擺脫霸權桎梏、發展失衡、文明對立的困境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為動蕩世界注入穩定、普惠、持久的發展動能。未來，中國將持續推動四大全球倡議落地深耕，堅守和平發展道路，攜手各國同向而行，穩步邁向天下大同、命運與共的人類文明新圖景。（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一種樂觀、尊重的方法論
【埃塞】恩達爾卡喬·西姆
值此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一個對發展中國家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走過了怎樣的道路、留下了怎樣的足跡？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它又在堅守著什么？
中國共產黨走上的，是一條獨立自主的探索之路——從革命斗爭到改革開放，再到如今的旗艦項目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它屬于更廣泛的四大全球倡議框架）。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正式提出近40年的華盛頓共識雖然只是一套簡短的方案，卻造成了深遠的顛覆性影響：它提倡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私有化、放松管制、財政緊縮），被強加于發展中國家，給它們帶來的不是繁榮，而是債務、去工業化和依賴。如今，中國提出了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從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2025年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這些倡議共同構成了一個連貫的全球公共產品體系，也是我所稱的“全球南方共識”的基礎——一個根植于相互尊重、國家自主和務實合作之上的替代框架。
我自身的經歷便是明證。2022年，我帶著一個難題來到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ISSCAD）。此前，埃塞俄比亞和越南幾乎同時啟動了工業園區項目。幾年過去，越南運營著300多個工業園區，制造業貢獻了近1/3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而埃塞俄比亞，盡管擁有全球最低的工業電價之一（約3美分/千瓦時）、充沛的年輕勞動力和廣袤的棉花種植園，其制造業產值卻不到GDP的10%。原因何在？
我攻讀博士學位所在的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ISSCAD），正是習近平主席2015年為回應全球南方國家的能力建設需求而宣布設立的。在這里，我的研究使我能夠從專業和政策層面解答這一難題。最終，我的博士論文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政策建議，并榮獲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2025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研究結論是：埃塞俄比亞缺乏的并非基礎設施，而是一個能讓產業、政策、人才和物流協同發展的協調生態系統。我在西安的實地考察表明，有效的模式是——1.5萬家科技企業和1.9萬家中小企業形成緊密融合的供應鏈，拉鏈廠毗鄰服裝廠，大學的研究成果直接應用于工廠生產。這正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超越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系統性變革催化劑的體現。
在此基礎之上，四大全球倡議的重要目標，是填補單靠基礎設施建設無法彌補的空白。全球發展倡議（GDI）將發展重新置于全球合作的核心，加速推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全球安全倡議（GSI）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提供了一個框架——這是零和地緣政治迫切需要的替代方案；全球文明倡議（GCI）倡導包容多樣性，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而于2025年9月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GGI），則力求提升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
這些并非抽象的原則。在山東省高密市，我親眼見識了一個智能家禽養殖系統，該系統通過人工智能驅動的防疫等功能，實現了98%的自動化。這一觀察促使我提出了一項具體政策建議：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農業技術模式，應用于擁有非洲最大畜牧資源的埃塞俄比亞。作為世界鄉村旅游理事會（WRTC）非洲分會主席，我還建議將中國湖州市祿村的鄉村振興經驗融入埃塞俄比亞的社區生態旅游戰略——這些規模雖小但意義重大的生計項目，能有效推動當地的減貧事業。
除了發展政策，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務實而不僵化的意識形態，也影響了包括埃塞俄比亞執政黨繁榮黨在內的許多非洲政黨，鼓勵它們勇于嘗試，根據本地實際調整政策，并優先考慮長遠發展。這種務實的樂觀精神正是構建“全球南方共識”所需要的。
當今世界充滿深刻的不確定性——政治格局變遷、經濟形勢動蕩、技術日新月異。最近有人問我，一旦機器人普及，發展中國家是否還能吸引外資？我的回答是：我們的比較優勢——可靠的原材料供應、豐富的清潔能源以及進入充滿活力的區域市場的渠道——依然存在。智能制造尚未普及到大多數非洲國家，我們仍擁有發展機遇。關鍵在于，我們的政策能否根據各地獨特的國情進行動態調整。這一答案既蘊含著中國共產黨105年來的探索歷程，也體現在成立十年的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ISSCAD）之中。中國提供的不是一套僵化的藍圖，而是一種方法論：建設基礎設施，培育生態系統；以合作實現安全；尊重每個文明自主決定未來的權利；改革全球治理，使其真正反映世界的多樣性。從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到四大全球倡議，中國一直在倡導一個更加平衡、多極化的世界秩序——一個全球南方國家擁有自主和希望的世界。作為一名埃塞俄比亞學者和務實的樂觀主義者，我親眼見證了這一未來的雛形。現在，是時候將其付諸實踐了。（作者是埃塞俄比亞規劃發展部前國務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