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默茨近日在歐盟峰會后炒作人民幣匯率問題，聲稱人民幣“被低估了30%”，并把1985年那份讓日本陷入“失落三十年”的“廣場協議”作為解決方案。與此同時，歐盟圍繞對華貿易逆差、產業競爭和供應鏈依賴問題討論貿易防御工具，一些歐洲政客試圖把中歐經貿關系包裝成所謂“系統性威脅”。這一動向不是孤立的，反映了歐洲制造業的焦慮、保護主義沖動和自我臆想的“戰略自主困境”。

歐洲制造業的承壓，既有能源價格高企、創新投入不足、產業政策遲緩等長期因素，也有烏克蘭危機外溢、美國產業補貼虹吸等現實沖擊。中國企業競爭力提升，來自完整產業體系、持續技術投入、超大規模市場和充分市場競爭，并不是靠所謂匯率“人為制造”出來的。給人民幣貼標簽，解決不了德國制造業的出路問題，更補不上歐洲創新鏈條上的那些短板。

所謂重演“廣場協議”，本質上不是經濟處方，而是政治施壓。1985年美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達成“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美元大幅貶值，卻并未就此扭轉美國貿易失衡問題。有數據顯示，1985年美國對日貨物貿易逆差為461.52億美元，1986年和1987年逆差不減反增，雙雙攀升至550億美元以上。

從本質上看，美國貿易失衡的根源是“高消費、低儲蓄”造成的國內經濟失衡，以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要求美國必須進口商品、擴大對外投資來輸出美元，即“特里芬難題”，單靠匯率政策無法扭轉。今天個別歐洲政客借用這一敘事，實際上是把本應通過產業升級、市場開放和制度改革解決的經濟難題，打包“甩鍋”給中國。這既不符合經濟規律，也不符合歐洲長期利益。

中歐貿易不應被逆差數字綁架，更不能被保護主義邏輯主導。中歐經貿關系的本質是互利共贏。2025年中德貿易額超2500億歐元；約5200家德國企業在中國經營，中國仍是德國汽車、機械工程和電氣行業的重要市場；中國德國商會最新調查中，61%的受訪企業計劃在未來兩年內增加在華投資。歐洲從中國進口大量質優價宜的商品，降低了消費者成本，穩定了企業供應鏈，也支撐了歐洲綠色轉型和數字化升級。若只看賬面逆差，不看歐洲企業在華收益，不看中間品、服務貿易、投資收益和全球價值鏈分工，就容易得出片面結論。把“去風險”異化為“降依賴”，再滑向“設壁壘”，最終損害的是歐洲企業效率、消費者福利和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

中國不會接受以匯率之名行打壓之實，也絕不會回到強權協調少數國家命運的舊時代。今天的中國不是當年的日本，中國經濟體量、市場縱深、產業完整性和政策自主性均不可同日而語。除了14億多人口的內需市場，中國已經成為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自身邏輯，中國從未通過刻意追求順差來發展對歐關系。把矛頭指向外部“競爭者”，或許遠比深刻反思自身政策得失更加簡單省力，但若把貿易關系上升為制度對抗，把產業優勢污名化為“不公平”，只會壓縮合作空間，加劇雙方誤判。

過去，歐洲長期處在全球價值鏈高端位置，習慣于把技術、品牌和規則作為天然優勢。現在，中國在電動汽車、電池、機械設備、綠色產品等領域加快追趕并部分領先。中國的發展是擋不住的，而國際貿易是雙向選擇，不存在強買強賣。與其要求中國放慢腳步，不如加快自身改革；與其把市場競爭解釋成“威脅”，不如通過開放合作提升韌性。

世界不需要新的“廣場協議”，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各自改革、共同發展的新共識。中歐不是所謂“制度性對手”，更不是必須彼此削弱的零和對手。展望未來，中歐關系仍有廣闊發展合作空間，關鍵在于歐方能否守住理性務實的底線，以平等態度看待中國發展，以開放方式處理競爭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