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則中國內地靈活就業人數將突破3億的新聞引發關注。有人擔心靈活就業人員激增是否意味著經濟下行與工作難找，還有人望文生義，簡單地把靈活就業等同于“間歇性失業”，甚至憑借“7億多就業人員就有3億是靈活就業”，危言聳聽地斷言中國的失業率高達“40%”。

這一數據的來源，是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日前發布的《2025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這份年度報告基于28450份有效樣本，研究了2024年至2025年中國藍領就業市場的變化，認為數字經濟時代藍領群體正在從“生存型就業”向“發展型就業”轉型。在提及靈活就業時，報告認為2025年中國靈活就業從業人員達到2.8億人，并預測2026年將增至3.2億人，占城鎮就業的比例超過四成，正式從就業市場的“補充形式”轉變為“重要支柱”。

這是一份機構抽樣調查報告。由于不同機構對靈活就業的統計口徑、樣本范圍和外推方法存在差異，相關數據不宜直接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就業、失業指標簡單換算，更不能據此倒推出所謂失業率，這不僅不符合統計規律、也容易放大社會焦慮。之所以不少聲音將它與失業聯系起來，一個主要原因是，很多人將靈活就業等同于過去的“打零工”，在這一刻板印象中，靈活就業就是個“有上頓沒下頓”的狀態，“間歇性失業”的說法也由此產生。

靈活就業不能和間歇性失業畫等號，主要原因是，間歇性失業是一種被動的結果，是勞動者有就業意愿、具備勞動能力，但被迫失去勞動機會，并非自愿暫停工作，階段性地無法獲得任何有報酬勞動，核心是勞動力供需匹配失敗；而靈活就業是勞動者出于時間自由、職業偏好、技能適配等需求選擇的一種就業模式，即使工作時段不遵循“朝九晚五”等標準工時，但他們依然在持續提供勞動并取得合法收入，只是薪酬結算周期、用工契約形式靈活。

為何近年來我國靈活就業人數激增？主要原因是數字經濟時代的來臨和人工智能（AI）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人們的生活、出行等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就業形態的變化實際上是生活方式變化的一個結果。特別是隨著平臺經濟的崛起，“一對多”“多對一”以及勞務合作的多元勞動關系逐漸走上舞臺，甚至成為“主角”之一。

因此，在這一階段，靈活就業早已不是幾十年前那種低層次的“打零工”了。從就業群體看，另有報告顯示，24歲以下青年群體參與靈活就業達12.14萬人，本科（大專）及以上學歷占比超六成；從就業形態看，除了快遞外賣、網約車、家政服務外，還包含了大量技術含量較高的技術服務崗位，涵蓋IT開發、AI支持、云服務、數據分析等知識密集型領域，這些崗位包括自由軟件工程師、算法顧問、AI訓練師、跨境電商技術運營等。靈活就業已從傳統“打零工”向高技能、項目制、平臺化的新職業形態演進。當下興起的基于AI技術創新和應用的“一人公司”（OPC），預示著一種新型的靈活就業形式進入經濟社會中。據統計，截至2025年6月，全國“一人公司”數量已突破1600萬家。

從收入上看，靈活就業人群的收入正在快速增長。前述報告顯示，高收入梯隊包括月嫂（10128元/月）、外賣員（8325元/月）、貨車司機（8279元/月），月均收入均突破8000元。實際上，靈活就業之所以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除了工作方式比較吸引年輕人外，“性價比高”也是原因之一。此前市場調查機構艾瑞咨詢發布的《2022年中國靈活用工行業市場調研分析報告》顯示，中國43.8%的靈活就業勞動者的月收入在5000元以內，56.2%的勞動者收入超過5000元，其中還有10.4%超過10000元。因此，靈活就業人群絕不等于低收入者，他們的基本社會保障機制也已經建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比例達91.5%，工傷保險覆蓋率86.2%。當然也需要看到，這類收入往往與勞動強度、工作時長、接單周期和技能經驗密切相關，不能簡單用某一月份的較高收入代表全年平均收入，這也對職業培訓、社會保障和權益保護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實靈活就業并非中國獨有的現象。國際勞工組織認為，非標準就業的浪潮日益高漲。在美國，2023年有38%的勞動力（即6400萬人）從事靈活就業。因此，那種認為靈活就業是“間歇性失業”，是勞動者“被逼無奈”的觀點，不僅是片面和錯誤的，也是對新經濟、新技術發展背景下就業形態變化缺乏認知。在“十五五”規劃綱要中，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是未來五年的重要目標，而支持靈活就業健康發展則是就業擴崗提質的重要途徑之一。未來隨著“人工智能＋”行動的大力實施，需充分發揮其促進就業的積極功能，為勞動者創造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