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速歐洲”（或稱“多速歐洲”）的理念，正獲得越來越多歐洲領導人的青睞。這在歐盟內部引發擔憂：這是否意味著歐盟將走向“多速分化”？

所謂“雙速歐洲”或“多速歐洲”，是指歐盟不同成員國以不同水平、不同速度推進一體化的模式。長期以來，歐洲一體化基于一種理想主義前提：全體成員國同步前進，邁向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與制度融合。如今，這一愿景正日益讓位于一個更務實的現實——“雙速歐洲”。

面對經濟壓力上升、地緣政治動蕩以及各國內外優先事項分歧加大，歐盟越來越依賴于由“意愿聯盟”組成的核心集團：即在關鍵舉措上先行一步、無須等待27國一致同意的成員國集團。這一趨勢，既體現了歐盟的政治現實主義，也反映出歐盟成員國分歧加劇、共識達成難度上升的現實。

由德國、法國、波蘭、西班牙、意大利和荷蘭組成的E6，正是歐盟“意愿聯盟”的核心。這些國家在防務采購、產業政策、財政競爭力以及能源安全等一系列議題上加強協調，目標是在維護歐洲一體化總體框架的同時，突破決策僵局、加速關鍵改革。這強化了歐盟內部的分層化趨勢，意味著歐洲一體化的內在鴻溝或將進一步加大。

回顧過去幾十年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每一次重大一體化突破，幾乎都由少數“有意愿、有能力”的國家率先推動，再逐步擴展至其他成員國。從申根協定、歐元區啟動、銀行業聯盟到防務合作等，莫不如此。近期的歐盟對烏援助協調機制與E6倡議，同樣延續了這一“多速推進”邏輯。

批評者指出，“雙速歐洲”意味著歐盟自成立以來追求的“越來越緊密的聯盟”正遭遇結構性瓶頸。這種模式會損害歐洲的凝聚力，并加劇成員國之間的不平等。支持者則反駁說，歐盟已經變得過于龐大和多元，不可能要求所有成員國以完全相同的速度推進一體化。如果允許單一國家否決歐盟的整體戰略舉措，只會使歐盟越來越無力應對各類挑戰。

傳統的布魯塞爾敘事認為，“雙速歐洲”之所以出現，是因為E6等國擁有不同的國家利益和政策偏好。而筆者認為，根源不僅在于各國國情不同，更在于歐盟自身的制度設計與決策機制缺陷。

“雙速歐洲”的深層原因，可追溯至“兩個歐洲”并存的結構性現實，即“北約歐洲”與“社會—政治—經濟一體化歐洲”。兩者根植于同一歐洲政治空間、高度重疊的成員國與精英網絡，但其條約基礎、制度架構與核心功能邏輯完全不同。

“北約歐洲”主要承擔安全與軍事職能，依賴美國主導的跨大西洋體系。歐盟成員國雖然保留了一定的軍事能力與安全框架，卻缺乏真正自主的戰略決策能力，缺少“地緣政治靈魂”。在戰略自主等問題上，東歐和西歐存在嚴重分歧。“社會—政治—經濟一體化歐洲”則以歐盟為核心，強調規則、規范與經濟一體化，擁有較強的制度權威與全球“規則性力量”高地，但在軍事實力與強制執行力層面存在根本性短板。

這種功能上的二元割裂，使歐洲同時處于兩種不同邏輯之中：一種是依賴外部安全供給的地緣政治邏輯，另一種是依靠內部規則整合的制度治理邏輯。在大國競爭加劇、地緣政治回歸的21世紀，這種“規范有余而力量不足、力量依附而自主不足”的結構性張力，使歐洲的身份與功能分裂愈發突出，也使“多速分化”的趨勢更加難以避免。

冷戰結束后，歐盟穩居全球經濟核心圈層：掌握先進技術、金融資本和高附加值產業優勢。歐盟自視為獨特的福利共同體，并日益設想為全球“規范性力量”——其影響力的投射更多依靠輸出規則、價值觀和監管標準，而非軍事力量。通過所謂“布魯塞爾效應”，歐盟希望在全球范圍內擴展其監管影響力，使跨國公司乃至其他國家在貿易、競爭政策、數據保護和環境標準等領域主動適應歐盟規則。由此，歐盟不僅確立了其經濟中心地位，也成為全球規范的制定者和監管力量。

“雙速歐洲”的出現，恰逢全球技術與產業格局的深度重構，在人工智能、數字平臺、高端半導體與云計算等前沿領域，創新主導權與產業話語權逐漸向中美集中，歐洲競爭力相對下滑。歐盟因此陷入一種結構性錯位：監管能力依然強大，但本土產業與技術基礎相對弱化。這種“規則強、產業弱”的不對稱，導致歐盟越來越多地在自身缺乏技術優勢的領域強勢立法，從而引發“基于缺失的監管”的批評。

俄烏沖突成為關鍵催化劑，將上述結構性張力全面放大并加速顯性化。俄烏沖突不僅重塑歐洲安全秩序，也徹底改變歐盟對能源安全、國防能力與戰略自主的認知。歐洲長期依賴的低成本俄羅斯能源體系迅速瓦解，能源價格飆升與供應重構對各成員國造成差異化沖擊。同時，東歐成員國（如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對安全威脅的感知陡增，而西歐國家面臨更大的財政壓力與戰略顧慮。在這一背景下，防務開支、對烏援助、對俄制裁、能源轉型等政策在成員國之間產生明顯分化，使得歐盟內部政策協調難度顯著上升。

這種多重壓力進一步轉化為“多速分化”的現實表現。面對能源轉型、技術競爭、產業政策重構、安全環境惡化等疊加挑戰，各成員國在經濟負擔、產業稟賦、地緣安全訴求上的差異急劇拉大，而歐盟統一但僵化的監管與決策機制，卻難以提供足夠靈活高效的政策回應。在此情境下，核心國家通過小范圍的“意愿聯盟”，在防務、能源、產業等領域先行協調、聯合行動，繞開27國一致同意的決策機制，試圖提升執行力。

因此，“雙速歐洲”并非單純的國家偏好分歧，而是歐盟轉型期制度性張力的集中體現。歐盟正從“規范型聯盟”“監管型聯盟”，艱難轉向“戰略—工業型聯盟”。俄烏沖突成為這一轉型的關鍵加速器，讓歐盟長期潛伏的安全依附、實力失衡、決策僵化、發展分化等結構性矛盾，在地緣政治壓力下全面顯性化。現在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并非歐洲一體化是否已經走到盡頭，而是既有歐洲一體化模式，在全球競爭加劇、地緣安全局勢動蕩的大背景下，能否渡過適應性危機。（作者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云山領軍學者、歐洲研究中心主任，丹麥奧爾堡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