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伊朗宣布已就第一階段諒解備忘錄內容達成一致，正式簽約儀式將于19日在瑞士舉行。在長達三個多月的沖突終于有望走向尾聲之際，國際輿論正在加緊復盤和衡量美以伊以及其他相關各方的得與失。一些觀察人士還放眼國際關系史和大國興衰軌跡，試圖從更加長期和宏觀的視角思忖這場沖突會否成為事關美國霸權走向的一個關鍵節點，進而為“美國是否正在經歷自己的蘇伊士時刻”提供答案。

美國在中東戰略轉向中“破戒”？

按照資源投入、持續時間以及綜合影響等標準衡量，美以對伊軍事行動已經算得上“一場大規模的中東戰爭”。但從美國中東政策的演進歷程和現實邏輯來看，這樣一場戰爭本不應該發生。

二戰結束后，中東地區逐漸與歐洲、亞太一起構成美國全球戰略三大重心區域。冷戰時期，美國在中東幾乎沒有駐軍，也不直接卷入戰爭，而是實施“離岸平衡”策略。隨著冷戰結束，美國開始在中東實施大規模軍事干預政策，同時在中東盟國建立永久性軍事基地，保持數量可觀的常駐軍隊。2001年“9·11”事件爆發，“反恐”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關鍵詞，中東也因此處于關鍵地位。但在多年“反恐戰爭”之后，美國發現自己先后深陷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泥潭，于是在奧巴馬任期內，美國在中東方向上開始戰略收縮，并在“亞太再平衡”框架下逐漸將全球戰略重心轉向亞太。2011年美軍撤離伊拉克標志著美國“反恐時代”結束，隨后中東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進一步下滑。在“特朗普1.0”時期以及拜登政府任內，美國將所謂“大國競爭”作為全球戰略優先事項，并將更多資源投入亞太和歐洲，在中東則保持戰略收縮態勢。

過去十多年來，美國經歷兩黨輪替和政府更迭，但從中東抽身的政策總體延續下來，即便偶爾表現出介入姿態，也是出于“防止其他大國在中東影響力擴大”等戰略考量，或是想以最小投入繼續維持在中東的主導性地位。避免卷入任何大規模的戰爭，事實上成為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原則之一。

但這次，美以對伊軍事行動似乎使華盛頓“破了戒”。在戰事延宕過程中，美國國內輿論界和戰略界越來越擔心這個國家重蹈過去在伊拉克等海外干預和戰爭中的覆轍。為什么會這樣？正如美國戰略界一些人所言，美國這次事前預期過于樂觀自信，嚴重低估伊朗的韌性，開啟戰端后又暴露出整體準備不足等問題，導致原計劃的“速戰速決”變成一場遷延日久的消耗戰。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美伊敵對狀態已經持續40多年。即便在雙方關系處于冰點的時刻，美國也主要是通過加碼經貿、石油、金融等領域的全方位制裁來對伊朗施壓，而非輕易采取軍事手段。

那么，是什么導致華盛頓這次作出動武決定？筆者認為，美方決策至少受到以下事件和因素影響：一方面，2025年6月以伊之間爆發“12日戰爭”，美國直接“下場參戰”空襲伊朗福爾多、納坦茲和伊斯法罕三處核設施，在“零傷亡”下成為“大贏家”；2026年1月，美國突襲委內瑞拉并強行控制總統馬杜羅夫婦，同樣是“零傷亡”。另一方面，前沿科技突飛猛進促使美國國防軍事領域經歷深刻轉型，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等高新技術的武器化，使華盛頓認為在非接觸、零傷亡情況下進行對外軍事干預成為可能。但美以伊戰爭的實際走勢打碎了華盛頓“速戰速決”的預期。

沒能如預想中那般“隨心所欲”

客觀而言，美國在這場沖突中的總體代價難以達到伊拉克、阿富汗乃至更早時候越南戰爭的水平，但已足夠人們進行聯想和對比。在美以伊戰事延宕并演變成一場持久戰和消耗戰后，美國遭遇的沖擊在內外兩個層面顯現出來。

在美國國內，對伊軍事行動進一步加劇政治極化和分裂，成為兩黨相互攻訐的新議題，民主黨人質疑和批評對伊動武的合法性，共和黨內部也因這場戰爭出現分歧和裂痕。同時，國際油價高漲導致美國國內通脹壓力復燃，民眾失望和反戰情緒加重，相關影響被認為可能波及今年11月份的美國國會中期選舉。

在國際層面，美國軟硬實力均遭挫折。其一，美國長期以來自詡“仁慈的霸權”，在竭力維持全球主導地位的同時，不斷渲染“美國例外論”和道德優越感。但這次，美以突襲伊朗被廣泛批評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并在國防軍事領域追求較之別國的“絕對優勢”以及本國的“絕對安全”，軍事霸權成為美式霸權的關鍵支柱之一。但這次對伊軍事行動持續一個多月，美國軍事力量沒能像華盛頓設想得那樣強大到可以“隨心所欲”。

其二，彰顯美國實力并事實上支撐美國二戰以來全球領導地位的同盟體系，嫌隙與裂痕進一步加劇。過去80多年來，美國逐步搭建起擁有50多個條約盟友和正式安全伙伴的全球聯盟體系，這成為戰后美國重要戰略資產。以往一些“危機”或戰爭時刻，包括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都曾動員聯盟力量，組建多國聯合部隊。但在這次美以伊軍事沖突爆發后，一方面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因設有美軍基地而遭到伊朗打擊，處境艱難；另一方面是北約幾乎立即表態“沒有任何計劃”卷入其中，歐洲盟國也普遍拒絕對美提供協助，加之美國政府在聯盟責任分擔以及關稅等問題上對盟友奉行“美國優先”原則，美國主導的全球聯盟體系呈現分裂加劇之勢。

“蘇伊士時刻”在霍爾木茲重演？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美以伊軍事沖突爆發伊始，國際戰略界和輿論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宏觀歷史角度著眼，將這場沖突與20世紀60年代的蘇伊士運河危機進行對比，通過回顧當年大英帝國走向衰落的標志性節點，探討今日美國是否也在經歷類似的時刻。

“蘇伊士時刻”，已經成為國際政治領域描述帝國衰落標志性時刻的一個政治術語。1956年，在非洲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的大背景下，埃及時任總統納賽爾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英法兩國隨即聯合以色列對埃及發起進攻，試圖維系霸權和在蘇伊士運河地區的利益。不過，這一行動遭到已在1945年后成為世界核心主導力量的美蘇兩國反對，美國通過拋售英國國債、停止提供貸款以及威脅切斷石油出口等方式對英施壓，蘇聯則直接動用核威懾，要求英法以立即停火。在國際社會巨大壓力下，英法被迫停戰撤軍。這場“蘇伊士運河危機”，后來被認為正式宣告了大英帝國霸權的落幕。

回顧過去數百年來從西班牙、荷蘭再到英國的帝國興衰史，美國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總結說：當一個擁有全球儲備貨幣的主導強國，在財政上過度擴張，在軍事上四處出擊，又在某個關鍵通道的爭奪中暴露弱點時，就要警惕盟友和債權人信心的崩塌了。20世紀初，倫敦曾是全球經濟的中心，英國皇家海軍確保貿易路線暢通無阻，資本基于以英鎊為支撐的金本位制自由流動，但在蘇伊士運河事件后，英國霸權時代步入黃昏。如今，在美以襲擊伊朗導致霍爾木茲海峽受阻而華盛頓又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有人想起數十年前的那段歷史，想起那條標志著昔日英國霸權衰落“臨界點”的關鍵水道，據此猜測今日美國是否也因嚴重戰略透支而面臨著類似時刻。

客觀而言，美國仍是當今世界第一強國，經濟、軍事、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依然強大。但在這場延宕超過百日的對伊戰爭中，美國在軍事和政治等方面都暴露出力不從心的一面。當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在大英帝國身上投下暗影的那一幕，是否正在霍爾木茲海峽和美國身上重演？這個問題的答案，飄蕩在未來世界格局的動蕩調整以及歷史進程的復雜演進中。（作者是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