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產業省不久前在核政策會議提出，為確保穩定的電力供應，日本需在本世紀40年代重啟2至5座老舊核反應堆，50年代更將重啟多達11至14座核反應堆。同時，根據現行能源計劃，日本的目標是到2040財年將核電在其電力結構中的占比提高一倍左右，達到20%。

如今，日本急于重啟核電的深層原因在于日益嚴峻的能源供需矛盾。在2011年福島核事故后日本一度關停全部54座核反應堆，核電占比從約30%驟降至不足1%。2022年，烏克蘭危機引發能源價格飆升，日本開始重新評估能源戰略。近期，美以伊沖突進一步加劇中東石油供應的不確定性，國際能源市場劇烈波動對日本經濟造成持續沖擊。在此背景下，核電作為本土基荷電源（即承擔電力系統日負荷曲線基底部分負荷的發電機組）的戰略價值重新凸顯。

此外，人工智能與數據中心產業的爆發式增長正急劇增大日本的電力需求。單座大型數據中心的電力消耗堪比數萬戶家庭，而AI大模型訓練所需的算力基礎設施對電力供應的穩定性與連續性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傳統可再生能源的間歇性特征難以滿足這一需求，火電又與日本的碳中和承諾相悖，核電因此成為日本兼顧能源安全、經濟成本與低碳轉型的少數現實選項。

然而，日本核電重啟之路不僅面臨技術與經濟的雙重考驗，其核工業也劣跡斑斑，從1999年茨城縣東海村JCO公司鈾轉化設施核臨界事故到2011年福島核事故，致使重啟老舊核電設施這一計劃背后潛藏著來自國內外的信任危機。

一是日本監管體系的失信與數據造假的痼疾令人擔憂。2026年1月5日，日本中部電力公司發布消息稱，在作為濱岡核電站3號、4號機組重啟前提的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新安全標準合規審查過程中，存在蓄意低估作為抗震設計大致標準的地震搖晃幅度（基準地震動）的嫌疑。日本中部電力公司方面隨后在記者會上就濱岡核電站抗震設計相關的數據造假問題道歉。1月17日，日本最大核電站柏崎刈羽核電站在重啟前，被發現用于調節反應堆輸出功率的控制棒防抽出功能存在設置錯誤。運營方東京電力公司解釋稱，該設置錯誤是“1996年機組開始運行時錯誤輸入所致”，此次屬于“偶然發現”。然而，之后確認“共有88處存在同樣的設置錯誤”。這一“低級失誤”隱匿長達28年，跨越三代操作員與無數次安全檢查卻無人察覺。當安全數據可以被隨意涂改，當檢查報告淪為形式主義的道具，所謂“標準”不過是一紙空文。

2023年5月，日本政府通過《綠色轉型法》（GX法）修改了反應堆運行期限，由原來的40年（最多可延長至60年）改為運行期間上限60年，且因監管審查、行政指導、法院禁令等非運營方責任導致的停堆時間不計入60年運行期間，潛在延長了反應堆實際運行年限，從而使某些機組實際運行可能超過60年。這也使日本老舊核反應堆裝機容量和安全性能均有所下降，引發民眾擔憂。

二是民眾的強烈反對，對核反應堆重啟進程構成巨大阻礙。柏崎刈羽核電站所在地新潟縣的民調顯示，60%當地居民認為重啟條件不成熟，近70%對東京電力公司的運營能力不信任。新潟縣知事花角英世自2017年柏崎刈羽核電站通過安全審查后長期拖延表態，在中央政府持續施壓與能源政策轉向的背景下，最終于2025年同意重啟。這種自上而下的強推模式注定會使反對聲浪更加強烈。日本民眾對核能的恐懼并非無源之水，福島核事故索賠等遺留問題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解決。

三是日本重啟老舊核反應堆，也會引起周邊國家擔憂。2023年8月24日起，日本政府罔顧多個國家的嚴重關切，執意首次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到2026年6月1日已啟動福島第一核電站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自首次排海以來，已累計排放核污染水近15萬噸。政府與東京電力公司一致聲稱，經過ALPS處理的水“安全到可以飲用”。然而，約70%的儲罐水經ALPS處理后仍有碳-14、鍶-90等核素超標，稀釋不等于消除，總量不變的放射性物質將通過海洋食物鏈富集，最終將影響人類健康。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地層注入、蒸汽排放等替代方案均因成本過高被否決，日本選擇以最低成本將風險轉嫁給全球海洋生態。這不僅體現了轉嫁風險的單邊主義，顯示日方責任意識的缺失，也無疑在透支日本核電產業的信譽。

其實，日本需要重啟的不是反應堆，而是對真相的敬畏、對規則的尊重以及對鄰國的誠意。當前日本更應該做的是暫停老舊核反應堆重啟進程，正視自身信譽赤字，革新監管體系，承擔福島后續責任，重建透明可信的國際協商機制。（作者是哈爾濱工程大學核法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