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德國知名民調機構INSA發布的最新民調數據顯示，德國政壇的傳統格局正面臨嚴峻沖擊：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的全國支持率已飆升至29%，歷史性反超德國聯邦總理默茨所屬的聯盟黨（CDU/CSU）21%的支持率，雙方8個百分點的差距創下該機構75年民調觀測史的最高紀錄。

與此同時，默茨個人執政支持率已跌至16%，成為德國最不受歡迎的政府首腦之一。民調數據的大幅縮水，不僅意味著默茨上臺執政僅一年就已陷入全方位的執政危機，更凸顯出德國陷入戰后罕見的政治撕裂與社會極化困境。默茨近日發出嚴厲警告：如果執政聯盟無法扭轉當前頹勢，德國選擇黨將在9月薩克森－安哈爾特（以下簡稱“薩安州”）、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以下簡稱“梅前州”）的兩場東部州選舉中制造“政治大爆炸”，直接沖擊德國戰后的政治根基。

德國選擇黨的強勢崛起

作為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自2013年成立以來，從最初持歐元懷疑論的小眾政治派別，一步步抓住德國社會的核心矛盾，不斷發展壯大。在2025年德國大選中，該黨以20.8%的得票率躍升為德國第二大政黨；而目前，它的全國支持率已經突破29%，反超聯盟黨，成為德國支持率最高的政黨。在薩安州、梅前州等東部傳統選區，其支持率更是突破35%，已經形成了絕對優勢。德國《明鏡》周刊認為，今年9月的薩安州選舉，很可能成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歷史上的關鍵轉折點。當前民調顯示，德國選擇黨在該州以41%的支持率大幅領跑，甚至有可能拿下州議會的絕對多數席位，這意味著戰后德國歷史上或將首次出現極右翼擔任州長的局面。

德國選擇黨能夠強勢崛起絕非偶然，而是精準捕捉到了德國社會深層焦慮，抓住了默茨政府治理失當的機會窗口。

經濟層面，德國在2023年、2024年連續兩年出現經濟負增長，是七國集團中唯一陷入衰退的主要經濟體。曾經的“歐洲經濟引擎”如今已被輿論嘲諷為“歐洲病夫”。默茨政府此前承諾的減稅降費、產業刺激、能源降價等政策也未達到預期效果，導致2025年德國經濟增長率也僅達0.2%。聯邦政府推出的暫停“債務剎車”、削減養老金與失業福利等爭議性舉措，反而進一步加重了普通民眾的生活負擔。

在此背景下，德國選擇黨順勢提出的恢復俄羅斯廉價能源供應、保護本土產業、保障民生福利等競選主張，精準契合了工薪階層的利益訴求。2026年3月，在德國西南部制造業核心區域巴登－符騰堡州的州議會選舉中，選擇黨的得票率從2021年的9.7%飆升至18.8%，幾乎翻了一倍，首次成為該州議會最大反對黨。這一結果表明，德國選擇黨已經成功打入德國傳統政治腹地，選民基礎也從原來的東部經濟滯后地區，拓展至西部受工業轉型沖擊的工人，以及對通脹不滿的城市中產群體。

移民與安全層面，當前德國的移民融合進程陷入滯澀，暴力襲擊事件頻發，民眾的安全感持續下滑，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德國選擇黨借機將移民問題與財政危機、福利縮水綁定，憑借強硬的反移民立場與強調本土安全的政策主張，收割社會焦慮，聚攏大量民意。同時，德國主流建制政黨長期存在政策同質化、承諾失信、內斗嚴重的問題，民眾信任度已降至歷史低點（民調顯示87%的民眾對政府工作不滿）；而德國選擇黨將綠色轉型、歐盟官僚主義稱為“精英損害普通人利益”的工具，精準擊中了民眾對建制派的失望情緒，支持率一路高歌猛進。

默茨政府短期內難扭轉頹勢

德國選擇黨的強勢崛起系統性沖擊了德國政壇原有的權力結構。面對空前的壓力，默茨政府并非沒有作出調整。為了提振經濟，默茨推出5000億歐元的基礎設施與氣候特別基金，試圖繞過債務剎車的限制，加大公共投資，扭轉德國經濟頹勢；在移民政策上，他開始轉向保守，推出了“五點計劃”，加強邊境檢查、加快非法移民遣返，同時優化技術移民引入機制，試圖搶回選擇黨占據的議題主導權。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調整很難在其剩余任期內徹底改變局勢。

首先，德國經濟的結構性困境，決定了其復蘇速度無法滿足民眾的期待。盡管默茨已經推出大規模投資計劃，但這類投資的見效周期長達數年，不能緩解民眾當下的生活壓力。2026年4月，德國五大權威經濟研究機構聯合發布春季經濟預測報告，將2026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從1.3%大幅下調至0.6%，同時預計2027年的經濟增長也僅能達到0.9%的微弱水平。這種程度的溫和復蘇，無法消弭過去幾年經濟衰退積累的選民不滿情緒。更關鍵的是，工業外流、能源成本高企等問題，根源在于人口老齡化加重社保負擔、烏克蘭危機導致德國能源體系的深度重構以及全球產業鏈的整體調整，這些都是短期內無法扭轉的長期趨勢。

其次，聯合政府的內耗注定了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預期。默茨雖推出5000億歐元的特殊基金，但在具體資金分配環節，基民盟與社民黨始終爭執不下：基民盟希望將更多資金投向企業，為其減負，社民黨則要求優先增加福利支出。這類分歧直接導致資金投放速度放緩，無法快速拉動經濟增長。而在移民政策上，默茨提出的收緊措施引發社民黨內部的反對情緒，部分議員指責這是向極右翼的妥協投降，進一步加劇了執政聯盟的分裂。默茨不得不頻繁出面調停，卻始終無法彌合雙方的立場分歧。政府核心改革政策停滯，治理效率大幅下滑。

與此同時，外部環境的惡化進一步加劇了默茨政府的治理難題。烏克蘭危機遲遲無法平息，中東局勢再度陷入動蕩，這不僅進一步推高能源價格，還給德國帶來新一輪移民難民潮的潛在風險。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威脅直接沖擊德國汽車產業；駐德美軍部署調整帶來的壓力進一步削弱了德國的安全信心；美國副總統萬斯公開會見德國選擇黨領袖魏德爾，同時美國企業家馬斯克公開為選擇黨站臺，更是直接為德國極右翼勢力提供了國際支持，讓本就舉步維艱的默茨政府處境雪上加霜。

從根本上來說，默茨所面臨的執政危機已超越個人執政能力欠缺的范疇，而是德國戰后中間派政治秩序出現松動、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失敗以及社會階層分化的集中體現。過去數十年間，德國憑借中間路線的共識政治，實現了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的穩定。然而，在全球化趨勢退潮、能源危機以及社會極化等多重沖擊之下，這一模式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當主流政黨無法有效化解民眾的焦慮情緒，當共識政治演變為黨派之間的內部消耗時，極右翼勢力便獲得了發展的空間。

對于默茨而言，要在剩下不足三年的任期內完成系統性的治理修復并重構政治公信力，挑戰重重。他既需要時間逐步解決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在彌合執政聯盟內部的分歧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協調難度，更需要逐步恢復民眾對建制派的信任。總體而言，德國政治整體向右翼偏移，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恐將成為難以避免的發展態勢。（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副研究員，歐盟研究室主任劉晨）

編審：高霈寧 邢硯薷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