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氣象組織近日發布公報說，考慮到熱帶太平洋海水異常溫暖等因素，今年6月至8月出現厄爾尼諾事件的概率為80%，未來數月出現極端天氣的風險隨之攀升。從產生過程來看，厄爾尼諾是熱帶太平洋海洋與大氣相互作用導致的周期性自然現象。但當前的情況是，全球變暖抬升了地球氣候系統的“基準溫度”，進而使同等強度的厄爾尼諾可能引發更劇烈的氣候異常并帶來更大的風險。

這種疊加效應，正在深刻影響全球經濟、社會等方面發展。比如，全球糧食生產體系遭受沖擊，在東南亞水稻產區、南美大豆與玉米帶、非洲之角牧業區，氣候異常同步影響著不同糧食主產區的穩定性。以往的厄爾尼諾周期顯示，區域性減產會迅速傳導至國際市場，引發糧價波動。再如，能源與基礎設施承壓，極端高溫推升制冷用電需求，對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電網形成壓力，干旱削弱水電供應能力，強降雨與風暴等直接沖擊交通、通信與城市運行系統。在此背景下，氣候異常可能通過供應鏈網絡放大為某種跨區域甚至全球性的擾動。另外，更深層的影響還在于系統性風險的疊加，氣候異常經常以“干旱—洪水交替”“高溫—缺電循環”等復合形式呈現。這種復合沖擊，使傳統上基于單一災種的治理模式越來越難取得預期效果。

面對這場避無可避的全球“氣候大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應對能力呈現明顯的不對稱性。主要發達經濟體依托豐厚的財政能力和相對完善的防災系統等，往往能夠盡量降低極端天氣帶來的破壞。但對一些全球南方國家而言，同樣的氣候災害往往直接導致人員傷亡、糧食歉收、公共服務中斷以及其他一系列嚴重后果。

這種“氣候鴻溝”，本質上是全球發展鴻溝與制度能力鴻溝的延伸表現。試圖掌控全球氣候治理話語權的一些西方國家，習慣以資本密集、技術門檻和復雜的碳交易機制等為主要路徑，包裝出一套高高在上的“高端低碳敘事”，這種敘事與全球南方數十億人面臨的生存與發展現實嚴重脫節。與此同時，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承諾的資金與技術支持又常常口惠而實不至。如果任由西方輿論將全球氣候治理的焦點從“如何生存”引向“如何交易碳排放權”等，“氣候正義”將無從談起。

正如世界氣象組織反復強調的，人類已經具備對厄爾尼諾的中短期預測能力，當前的真正瓶頸不是“能否預警”，而是在于“能否快速有效作出反應”，在于從氣候預警到務實行動之間的轉化機制依然薄弱。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理念與實踐提供了重要參照。在實現綠色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同步提升基礎設施韌性，使氣候適應能力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融合。綠色轉型不是對發展的約束，而是通過結構優化與技術進步使發展更具韌性與可持續性。這種路徑探索，對于世界其他國家以及全球氣候治理來說都至關重要。當經濟社會發展不再以高碳排放為代價，當減排降碳也不再以削弱基本發展能力為代價，全球氣候治理才可能具備更大的可行性與可操作性。

厄爾尼諾現象與導致氣候變暖的其他因素疊加帶來巨大風險，人類不應繼續陷在政治算計甚至陣營對抗的窠臼之中。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亟需走向更大程度的全球協同合作，進一步把科學認知轉化為共同行動。這一輪厄爾尼諾終將過去，但全球變暖導致極端天氣增多的現實底色不會隨之消退。決定人類未來的，不是下一次氣候異常何時出現，而是我們能否對風險積聚的預警作出有效反應，真正把共同推動全球氣候治理落到現實之中。（作者是湖州師范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院教授、布達佩斯長期可持續發展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