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媒報道，英國財政部官員斯賓塞·利弗莫爾近日在上議院發言時表示：“我們今后是否應該重新加入歐盟？在我個人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在利弗莫爾發言之前，工黨內部早已不乏重新加入歐盟的聲音。然而，觀察英國的當前政治經濟現狀，英國政壇“重返歐盟”的構想大概率無法實現。

在即將迎來“脫歐”10周年這一時間節點，工黨拋出“重返歐盟”的想法，最直接原因在于國內社會危機日漸深重。自工黨政府上臺以來，其在競選中承諾的國家復興愿景與英國的經濟現實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落差。多年的低迷增長、高企的通貨膨脹后遺癥以及拮據的財政預算，無一不在消耗民眾對執政黨的耐心。在無力通過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或改善民生的情況下，工黨將“重返歐盟”作為一種潛在的經濟解藥拋出，可能試圖構建一個“只要恢復與歐洲統一大市場無摩擦貿易就能解決當前經濟停滯”的虛幻愿景，意圖為民眾提供一種心理預期上的安慰劑，轉移民眾對其執政現狀的不滿。

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擴張對傳統兩黨格局的沖擊，則構成了執政黨拋出這一話題的另一層政治背景。英國改革黨在近期各類選舉中異軍突起，徹底打破了英國傳統的政治平衡。該黨通過煽動反移民情緒和極端的民族主義敘事，不僅大量蠶食了傳統保守派的選民基礎，也對工黨在工業衰退地區的選民基本盤構成嚴重威脅。面對民粹力量的倒逼，執政黨高層可能已經意識到，與其在反移民和保護主義的議題上與改革黨進行模仿競爭，不如反其道而行之，通過釋放親歐信號來鞏固城市中產階級、年輕世代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自由派選民群體。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防御手段，意在利用社會在歐洲議題上的撕裂，將被動應對民粹崛起的局面轉化為主動設定政治議題的攻勢。

而從地緣政治的宏觀維度來看，英國與歐洲大陸抱團取暖以應對全球性政治危機的訴求，也是促發這一輿論轉向的關鍵外部推力。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具體到歐洲區域的表現為：俄烏沖突陷入僵局，歐洲整體安全架構遭到動搖，原有的能源和供應鏈體系陷入崩壞；美歐跨大西洋關系出現裂痕，美國對歐洲安全承諾的履行意愿和可靠性不斷下滑。在這樣一個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的情境下，英國原本意圖貫徹的“全球英國”戰略構想已被證明脫離現實。同時，作為一個體量有限且制造業持續萎縮的國家，英國失去歐洲這一龐大腹地后，在與北美或亞太經濟體進行雙邊貿易談判時，完全處于不對稱的弱勢地位。國家安全的現實威脅和經濟上的形單影只，迫使英國必須在戰略上重新向歐洲大陸靠攏。執政黨此時或希望順應這一地緣政治的底層邏輯，試圖通過輿論鋪墊，為未來在防務、安全及供應鏈合規上與歐盟進行深度捆綁尋找國內政治層面的合法性。

然而，“重返歐盟”的想法與英國如今的國家能力之間或存在較大差距。全面逆轉“脫歐”對英國的核心政治、經濟與社會要求極高，而就英國現有的狀況和能力而言，這些要素目前處于缺失的狀態。僅以政治層面的要求為例，回歸歐盟需要英國國內達成壓倒性的跨黨派共識，并輔以一次具有絕對說服力的全民公投授權。但現實情況是：不僅執政黨內部對于如何處理與歐盟的關系存在分歧，整個英國議會也依然對觸碰這一政治高壓線充滿恐懼。

更重要的是，歐盟如今接納英國的意愿同樣匱乏。經歷了英國“脫歐”時漫長且痛苦的拉鋸戰后，布魯塞爾決策層可能已對英國政治的內在不穩定性產生疲勞。歐盟當前正致力于內部的深化整合和向東擴員，其愿意再次引入一個充滿例外主義訴求，且隨時可能因為國內政黨輪替而撕毀協議的不穩定成員國的可能性，或許并不高。

無論是從歷史文化傳統還是現實政治條件看，當前的英國都很難再次投入歐盟的懷抱。任何試圖發起二次公投的政治人物，都可能面臨引發國內新一輪政治動蕩甚至憲政危機的風險。“重返歐盟”的言論，不僅折射出英國政府面對結構性衰退時的無力感，更暴露出英國在國家身份認同和宏觀發展戰略上的迷失。（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