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AI公司Anthropic發布長文，展示其公司人工智能（AI）模型在修改和生成自身代碼方面的進展，包括公司代碼8成以上由AI自主編寫、排查任務崩潰故障速度遠超人類、執行復雜任務時獨立穩定運行的時長翻番等。該公司以此為由，呼吁全球放緩前沿AI研發，并警告“遞歸自我改進”可能脫離人類控制，風險不可控，主張建立全球協調機制，主動放慢乃至暫停前沿AI的發展。

然而，這份“剎車”宣言發布的時機相當耐人尋味——就在文章發布3天前，該公司剛秘密遞交了IPO注冊文件，正式啟動上市程序，投后估值高達9650億美元，與SpaceX、OpenAI并肩。“末日警鐘”與資本盛宴的戲碼幾乎同時上演，讓人很難相信這純屬巧合。

需要明確的是，所謂“AI遞歸自我改進”，至今仍然只是一種推測，離現實還很遠。圖靈獎得主楊立昆等學者一再指出，大語言模型本質上只是“統計機器”，只靠現有的訓練方式無法真正達到人類水平的智能。所謂AI將威脅人類存亡的擔憂，在學理層面顯得荒謬可笑。

而在現實代碼工作中，AI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寫代碼、跑實驗等需要大量依靠人力的重復環節，架構設計、目標設定、審查把關等關鍵決策，仍然離不開人的主導。即便AI寫的代碼越來越多，也改變不了從輔助編碼到完全自主之間巨大的技術障礙。對此，業界目前也沒有清晰的發展路線圖。

動輒渲染“AI失控”，其實是西方AI企業的“看家本領”。以Anthropic為例，自成立伊始，這家公司便大打“安全牌”，屢屢描述AI系統可能失控的末日圖景，甚至呼吁宗教界扮演AI發展的倫理監督等。種種操作表明，相比所謂的公共關懷，西方AI企業這套“安全敘事”更像是精心設計的品牌造勢。

在筆者看來，西方AI企業的這波炒作，隱藏著更深層的算計：借“全球協調機制”之名，行技術封鎖與發展權剝奪之實。它在本質上與西方早年圍繞“碳排放配額”的操作如出一轍。當發達國家完成工業化、直接碳排放的峰值過去后，它們開始以全人類氣候安全為名設定全球排放上限，并分配配額。歷史排放被輕輕放下，未來發展的排放權卻被嚴格標價，后來者要發展就必須付費。表面上是為全人類共同利益制定規則，實則是先行者用規則鎖死后發者的追趕通道，將發展權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西方AI企業所呼吁的“AI剎車”，正是給這套傳統配額邏輯套了個AI的新“殼”。實際上，“剎車”的負擔是嚴重不對等的——先發者享受了早期探索的全部紅利，隨后以公共安全為由推動建立國際管控機制，設定模型能力上限、訓練算力門檻和合規審查標準，后來者則被要求停留在原地，只能通過高價購買先行者的產品來“分享”技術進步，被框定在先行者定義的技術秩序之中。如此一來，技術差距便被固化為永久性的能力鴻溝。

正因如此，西方推崇閉源的AI企業，對那些有能力提供低價替代方案的后發力量格外警惕。因為一旦開放、低成本、高性能的模型出現，它們高定價的商業模式必將面臨沖擊，而精心設計的“規則管控”體系也會因存在可選、可替代的產品而徹底失效。因此，封鎖與炒作對西方AI企業而言就不僅僅是一種商業防御，更是規則壟斷的必要手段。

AI的發展當然需要審慎，治理和安全的討論也有其真實價值。但審慎不應成為壟斷的借口，更不能借“防AI失控”之名，行獨占技術霸權、剝奪發展權利之實。對于全球AI產業而言，眼下真正的風險不在于機器失控，而在于少數公司借助恐懼敘事和規則設計，將技術話語權和發展權抓在自己手中，用高昂定價和封閉生態阻斷全球AI的普惠進程。拆解這種恐懼敘事，讓技術回歸開放與協作，才是對AI未來真正負責的治理。（作者是科技與戰略風云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