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日本國會通過“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計劃設置“國家情報會議”和“國家情報局”，建立由首相官邸絕對主導的國家級情報體系。此舉絕非簡單的行政機構改革，而是一次極具破壞性的制度重構。由于其在權力架構、職能定位、運作邏輯上，同日本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特別高等警察課”（“特高課”）高度趨同，日本國內有識之士和國際社會紛紛警示：日本軍國主義“特高課”幽靈正在借尸還魂。

“特高課”于1911年由東京警視廳最早設立，此后陸續拓展至日本全國，是日本法西斯殘酷鎮壓國內社會運動、嚴密實施思想監控的特務機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爭期間，“特高課”在日本國內通過大肆抓捕和刑訊逼供等手段鎮壓進步思潮、掌控社會輿論、壓制反戰聲音，制造了“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等大量迫害左翼知識分子、工會領袖等進步人士的慘案。最終，軍國主義“暴走”，日本走上對外侵略的錯誤道路，給世界特別是亞洲國家以及日本自身帶來巨大災難。

戰爭期間，“特高課”大肆在外布設分支機構，刺探軍政情報，殘害仁人志士，充當日本侵略擴張的“急先鋒”，犯下累累罪行。在中國，“特高課”瘋狂鎮壓抗日救亡運動，協助日軍“清鄉掃蕩”。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特高課”隨日軍進入東南亞侵占區，抓捕殘害當地反抗人士和盟軍人員，依靠特務手段和高壓政策協助日軍掠奪當地資源、實行殘酷殖民統治。日本投降后，“特高課”被命令立即解散。

戰后，日本建立了多部門情報分權制衡制度，目的就是要從根子上杜絕特務機構再次成為獨裁工具，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復燃。1985年中曾根內閣時期，自民黨曾提出一項反間諜法案，但因處罰范圍過廣、最高刑過重，且可能涉及言論和報道自由而遭到國內強烈反對，最終淪為廢案。

如今，高市政府正快速強推情報集權化改革。新版情報體系將大權盡數收歸首相官邸，下設的“國家情報局”擁有跨部門協調權，可強制調取情報。更令人警惕的是，新通過的法案刻意模糊情報搜集邊界，既未劃定公民隱私保護紅線，也缺乏國會實時審查和第三方監督機制。這種無邊界、無制約的情報集權，極易淪為日本右翼政府操控輿論、打壓異己的工具，戰前特務統治的噩夢或將重演。

情報集權化是日本右翼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加速“再軍事化”的重要一環。近代史上，日本每一次對外侵略，都離不開大規模、成體系的情報支撐。從中日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再到偷襲珍珠港，情報機構始終是“先頭部隊”。此次日本還計劃設立“對外情報廳”，強化海外情報搜集能力，結合近期陸上、海上自衛隊新設“情報作戰隊”和“情報作戰集團”，表明日本正試圖將情報系統和戰爭機器綁定，重建進攻性情報體系，這公然違背了其戰后確立的和平底線。

此次法案出臺引發各界強烈批評。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直言，設立“國家情報會議”與戰前“特高課”無異。《東京新聞》等多家媒體稱，高市政府的動向讓人想起太平洋戰爭前情報機構憑借巨大權力壓制言論、動員民眾走向戰爭的可怕歷史，認為日本離“新戰前體制”又近了一步，呼吁對日本政府后續推動《反間諜法》和設立“對外情報廳”等動向保持警惕。大批日本民眾自發到國會前抗議，高呼“反對國家情報局”“停止修憲擴軍”，擔憂此項法案將給日本政治留下長期隱患。近期CGTN（中國國際電視臺）面向全球網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84.8%的受訪者認為日本強化情報職能是其全面軍事化和“新型軍國主義”的又一危險動向。

日本復活“特高課”式的情報集權體制，本質上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也是對歷史教訓的極度漠視，不僅嚴重侵蝕日本國內的和平根基，還勢必大幅推高周邊安全風險。面對在復活軍國主義道路上狂奔的日本，國際社會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坐視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任何縱容或綏靖，都可能將地區再次引向沖突對抗的深淵。（作者是國際問題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