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聯合國大會選舉5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葡萄牙以134票、奧地利以131票擊敗德國（103票），成功當選。新當選的5個國家分別為：奧地利、葡萄牙、吉爾吉斯斯坦、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津巴布韋。曾六次擔任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德國首次競選失利，首輪投票即遭淘汰，迎來一次徹底的“外交滑鐵盧”。

失去席位，德國“難以承受之痛”

德國曾六次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大約每隔八年就能獲得一席，幾乎已形成相對穩定的“輪換慣例”。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雖然沒有一票否決權，但也是安理會重要組成部分，能夠在安理會議程設置、文本談判、危機應對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德國一直將非常任理事國席位視為自身“中等強國”地位的重要標志。該席位對德國有三層重要意義：

其一，二戰后德國雖經濟實力雄厚，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影響力卻相對有限。而擔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有利于促使德國從一個經濟大國逐漸走向一個外交與政治大國，為其推行聯合國尤其是安理會改革等全球秩序主張提供影響力支撐。

其二，在歐盟內部，德國驅動經濟增長、法國塑造政治議程的格局長期存在。而安理會席位則有助于德國在歐盟議程中融入自己的利益，并將歐盟的立場嵌入全球安全治理議程，幫助德國在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之外獲得更大外交影響力。

其三，德國一直以“多邊秩序維護者”形象自居，強調自身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秩序的貢獻。安理會則是德國展示其在地區安全、氣候、人道主義等領域領導力的重要平臺。

正因非常任理事國席位對德國至關重要，本次慘敗堪稱德國外交歷史上的“滑鐵盧”，給德國帶來了“難以承受之痛”。尤其對本屆德國政府而言，更是產生了巨大的國內政治壓力。

德國為何會輸？

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和聯合國主要出資國，德國的“失敗”主要歸結為以下三點：

其一，德國為其在以色列問題上的立場付出了“外交代價”。出于對納粹歷史的“特殊責任”，德國長期對以色列采取高度支持的外交立場——這在歐洲內部并不多見。尤其是在今年的美以伊沖突中，德國雖然不想直接參與戰爭，但也拒絕批評美國和以色列，甚至基本上采取了支持的態度，被指在地緣問題上“雙標”。德國外長瓦德普爾也承認，德國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使其在聯合國流失了關鍵選票。相比之下，葡萄牙于2025年9月正式承認了巴勒斯坦國，贏得了“全球南方”國家的好感；而奧地利雖未承認巴勒斯坦國，但其中立國地位也收獲了較為公正的觀感。

其二，德國面對全球權力結構調整反應相對遲緩。當前，“全球南方”國家在聯合國的參與度和話語權顯著上升。這些國家普遍更關心自身發展、安全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公平性議題，對于意識形態色彩較強的烏克蘭危機等議題不甚感興趣或是分歧較大。在這種背景下，德國被認為外交立場過于貼近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未能有效理解廣大“全球南方”國家的利益和需求，因此明顯失分。同時，德國經濟體量大、國際影響力強，因此往往會面臨國際社會更高的關注甚至是審視，也更容易招致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全球南方”國家更傾向于支持體量中等、立場柔和、歷史包袱更少的國家，認為這樣更有利于推動全球多極化的趨勢。

其三，德國參選時機過晚、競選動員不足也是本次失利的原因。奧地利長期注重在聯合國進行外交布局。奧地利外長早在2025年3月就在紐約正式啟動了競選活動，提前積累了大量選票。而葡萄牙依據其與葡萄牙語國家的外交與文化紐帶，在非洲和拉美擁有廣泛基礎。德國則一度認為自己已掌握足夠的承諾票、足以確保當選，而存在一定的盲目自信，在競選活動中起步相對較晚，結果“大意失荊州”。

此外，選舉失利后，德國一度試圖將本次失敗歸咎于俄羅斯，認為俄羅斯積極游說其他國家反對德國當選。然而，鑒于奧地利和葡萄牙的俄烏立場與德國相差并不大，而德國落后獲勝者近30票，差距懸殊，因此，這種觀點更多是一種推卸責任的借口，而非德國失敗的根本原因。

德國敗選釋放什么信號？

一是“全球南方”國家集體意識正在崛起。本次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選舉中，除了奧地利、葡萄牙兩個歐洲國家當選外，吉爾吉斯斯坦、津巴布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也順利當選，這體現出“全球南方”國家在聯合國平臺的投票意愿已明顯具有集體的利益導向，并與西方主導的價值框架開始漸行漸遠。在這一趨勢下，西方國家將越來越難以通過壟斷國際話語權、打造精美人設來左右多邊議程，只有真正符合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利益的聲音才會得到穩定的認可。

二是“價值觀外交”的成本負擔更加明顯。德國長期自詡為“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捍衛者”，然而近期一系列外交事件讓“全球南方”國家認為，德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敘事體系中的國際秩序主要是迎合西方價值觀的規則，當國際規則與西方價值觀相沖突時，規則明顯要讓步于價值觀。這些都讓西方的口號日漸喪失公信力。本次選舉中，很多“全球南方”國家認為，德國在支持烏克蘭領土主權上不遺余力，但在巴勒斯坦和伊朗問題上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長期看，這種“價值觀掛帥”的外交做法在國際社會的觀感越來越差，并且很有可能逐漸成為一種“負資產”。

三是“國際貢獻”的標準越來越多元。本次選舉表明，西方大國依靠制度貢獻、財政貢獻、軍事力量主導國際政治的時代一去不復返，越來越多國家更重視在國際制裁、發展援助、人道主義等具體議題上的差異化表現。有時物質能力、財政貢獻雖然重要，但仍難掩蓋政治立場“脫離群眾”帶來的聲譽成本。

因此，本次德國在安理會的失利，并非根源于其實力欠缺或財政貢獻不足，而是一種大范圍的信任感喪失。對德國而言，這是一次沉重的外交警醒；對“全球南方”而言，這是一次有力的集體宣示。只有在重大地緣議題上能夠代表廣大“全球南方”國家的立場和利益，更重視公正性、平衡性和代表性，才能逐漸在國際社會積累更多的“道義資產”和“信任資產”。（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安全項目負責人呂蘊謀）

編審：邢硯薷 高霈寧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