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高考全國統考于6月7日、8日舉行。今年高考報名人數達1290萬。在千萬考生奔赴人生關鍵考場的同時，一場特殊的技術自律也在悄然上演。字節跳動豆包、騰訊元寶等主流AI平臺集體限時關停拍題識圖、試題解析、作文生成等涉考功能。

與此同時，6月2日，教育部提醒考生誠信參考，明確攜帶手機、智能手表、智能眼鏡等進入考場即構成作弊；多省考試院也發布通知，嚴查考生進入考場安檢時所佩戴或攜帶的眼鏡。這一系列舉措不僅守護了高考的公平底線，更促使我們思考：技術與教育該如何和諧共生？

AI對教育的沖擊

當下，AI工具已成為不少學生學習的“標配”。可在便利背后，其對教育體系的沖擊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

一是技術使用對既有評估方法的沖擊。AI可以撰寫論文、設計報告、完成編程，導致教師陷入“判作業究竟是在判學生還是在判AI”的無奈，學生則產生“如何避免被誤判”的焦慮。大部分基于書面和課后完成的傳統評估方式正面臨嚴峻挑戰，甚至可能導致教育鏈條中“反饋”這一重要環節的斷裂。

二是技術依賴對學習習慣的侵蝕。學生作為年輕群體，追捧AI應用本身合理且符合時代趨勢。但部分學生在借助AI走捷徑的同時，也容易滋生懈怠和浮躁。例如在讀名著時，一些學生直接將書丟給AI一鍵生成重點，甚至將認真研讀一本書視為低效、落伍乃至笨拙。以技術替代學術，正在消解了學生的耐心、堅韌與勤奮等優良品質。

三是技術異化對師生關系的損耗。師生間的信任關系，本質上是基于學生對教師智慧和學識的需要，以及教師對學生努力的見證之上。但在AI時代，學生因可隨時求助AI而對教師的學識產生懷疑，教師也因無法確定學生作業中AI的參與度而難以確認學生的真實努力。這種信任危機，正在侵蝕教育的情感土壤。

是技術本身存在問題，還是使用技術的方式帶來了問題？

兩者皆有。問題的根源在于技術邏輯與人性弱點的碰撞。

一方面，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任何工具在創造時就被賦予了特定的特性、場景與邏輯。正如社交媒體攜帶著“情感連接比內容更重要”的邏輯，AI也先天地自帶“迅速消除不確定性”的邏輯，追求直接給用戶一個確定的答案。這既成功提升了工作效率，也埋下隱患。

另一方面，AI的技術邏輯之所以能產生實際的負面影響，是因為其迎合并放大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惰性與即時滿足傾向，而這恰恰是深度學習的大敵。

在技術發展與教育公平之間，存在著一條清晰、迫切但極為艱難的道路。它要求技術賦能不越位、教育求新不僵化、成長自主不盲從。這種調整不是妥協，而是為了各自更高價值的實現。

在教育領域，AI該如何智能向善？

在技術界，一切技術創新的終極目標都應是服務于人、提升人的能力。各大平臺要堅守技術向善原則，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不僅要在防范作弊的同時保障正常學習需求，更應探索如何讓教育場景中的AI引導對話者主動思考、批判。

這要求AI的設計初衷不該局限于商業邏輯下延長用戶停留時間、增加交互頻率，還應考慮促進用戶成長，使用戶在使用AI學習時更像攀登一座思想高峰，而不是搭乘一架自動扶梯。

具體而言，AI不必為追求便捷而直接給出答案，以免助長用戶精神上的惰性。在回答學習者的問題時，AI應完整呈現其思維鏈、信息來源、置信程度，甚至可以羅列相悖的觀點并坦誠自己推論的缺陷。這迫使學生將AI的輸出結果視為一個允許質疑、需要審視的草圖，而非帶有權威光環的神諭。

此外，AI也不必一味贊成或“討好”用戶觀點，以免其更少反思的機會。AI可以啟發式地提供相關資料，一步步引導學習者得出結論，甚至可以化身“詰問者”質疑其中不成熟的觀點，讓學習者的思維在交鋒中得到淬煉。（作者系中國網評論員邢硯薷）

編審：張曉雯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