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沙特、卡塔爾、巴基斯坦等六國領導人通話，并于5月25日在社交媒體發帖，要求這些國家“立即”加入“亞伯拉罕協議”，以實現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否則不應參與美國與伊朗的談判斡旋。這一將美伊和談與“亞伯拉罕協議”強行捆綁的主張遭到多方冷淡回應，巴基斯坦明確表示無意加入，沙特則再次強調巴勒斯坦建國是實現關系正常化的前提。

“亞伯拉罕協議”名為倡導和解，實為服務美國全球霸權

“亞伯拉罕協議”于2020年9月由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首次推動達成。其名稱取自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共同尊奉的先祖亞伯拉罕（易卜拉欣），表面上被賦予了彌合宗教分歧、實現不同文明和解的象征意義。然而，從其實際運作邏輯來看，它更像是一項深刻影響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的戰略安排，并至少包含三重深層目標：

第一，推動以色列全面融入中東地區政治體系。長期以來，以色列與多數阿拉伯國家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特別是巴勒斯坦問題始終是雙方關系正常化的重要障礙。“亞伯拉罕協議”卻刻意繞開和回避巴勒斯坦問題，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直接建立外交關系，企圖改變以色列在中東地區長期“一對多”的孤立處境，使以色列獲得更廣泛的政治合法性。

第二，構建以美國為主導、以以色列為核心的中東地區安全體系。美國長期希望降低自身在中東直接軍事投入，同時維持地區主導權。“亞伯拉罕協議”實際上承擔著建立新型地區安全架構的功能。通過推動以色列與海灣國家開展情報、安全、防務和技術合作，美國試圖打造一個以以色列為中心的地區性合作伙伴網絡。

第三，服務維護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競爭需要。近年來，美國戰略重心逐步向亞太轉移。以“亞伯拉罕協議”為抓手，通過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美國希望建立一個相對穩定、能夠自我維持的中東地區秩序，從而騰出更多資源應對其他全球性競爭議題。因此，“亞伯拉罕協議”雖然打著宗教和解與經濟合作的旗號，但其實質仍是美國基于自身利益的地緣政治安排。

“亞伯拉罕協議”或對中東地區秩序造成不利影響

如果“亞伯拉罕協議”在特朗普的推動下被進一步擴展，或者說被美國強力嵌入中東地區安全框架，其影響將可能超出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雙邊關系范疇，對中東地區整體秩序造成更大沖擊。

首先，它可能加劇地區陣營化對立。中東地區長期存在復雜矛盾，若以色列與部分阿拉伯國家形成緊密聯盟，勢必引發另一部分國家的警惕和反制，強化區域內部的集團對抗趨勢。近年來，中東國家普遍希望通過緩和矛盾實現發展，沙特與伊朗恢復外交關系就是典型案例。在這一背景下，任何以排他性聯盟為特征的安全安排，都可能重新激化地區緊張局勢。

其次，它可能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共同政治共識。早在2002年，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貝魯特首腦會議就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議”，明確了阿拉伯國家的共同立場：以色列全面撤出被占領土、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是阿以關系正常化的前提。而“亞伯拉罕協議”企圖打破這一政治原則，使部分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這不僅將削弱阿拉伯國家集體談判能力，而且會使巴勒斯坦問題被邊緣化甚至空心化。

最后，它可能進一步惡化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國家的安全環境。在伊朗看來，“亞伯拉罕協議”很可能演變為針對它的地區戰略聯盟。如果以色列與海灣國家在導彈預警、軍事情報、防空體系等領域深化合作，伊朗將面臨更大的戰略壓力，促使伊朗加強軍事投入和戰略防御能力，最終導致地區的陣營對抗升級。

將美伊談判與“亞伯拉罕協議”捆綁，違背國際關系行為準則

特朗普提出的“亞伯拉罕協議”似乎創意滿滿，但無論從法理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背離了國際關系行為準則。

一是違背了議題分離原則。國際談判遵從的基本規則是“羅伯特議事規則”，強調“就事論事”。伊朗核問題、地區安全問題、阿以關系正常化屬于不同性質的議題，各有獨立的歷史背景和利益結構。將多個復雜議題強行打包處理，只會增加談判難度，使原本可以達成共識的問題被額外政治條件綁架。

二是削弱了相關國家的主權自主性。國際關系的重要原則之一是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外交政策的權利。是否與以色列建交，應由阿拉伯國家獨立自主決定，不應成為參與其他談判的前提條件。如果將外交關系正常化作為參與地區事務的“門票”，實際上構成對阿拉伯國家決策權的施壓，違背了“不干涉內政”的國際關系準則。

三是不利于建立真正的國家間政治互信。國際合作的基礎是相互尊重和利益平衡，而非政治交換和條件捆綁。當一個議題被附加過多額外條件時，各方容易懷疑談判的真實目的，從而削弱互信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將美伊談判與“亞伯拉罕協議”捆綁的節外生枝行為，不一定有助于推動和平進程，反而可能增加談判阻力。

巴基斯坦和沙特的立場代表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的戰略自覺

面對美國壓力，巴基斯坦、沙特等國家并未放棄自身既定立場，或繼續強調巴勒斯坦建國是實現關系正常化的重要前提，或“嚴詞拒絕”，或“態度冷淡”，展現了自身的戰略自覺和定力。

堅持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原則，充分體現了地區當事國和非當事國的政治獨立性。盡管與美國保持重要合作關系，但在涉及地區核心議題時，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堅持自身立場，不再愿意完全接受外部力量設計的地區秩序，而是希望按照自身利益和地區現實塑造未來發展方向。

此外，中東國家正逐漸擺脫對單一外部力量的依賴。過去數十年，中東安全秩序很大程度上由美國主導。但近年來，地區國家越來越傾向于根據自身利益制定政策。作為伊斯蘭世界具有超常軍事實力的大國，巴基斯坦外交的戰略自主已成顯著標識。當前，中東國家正在探索“地區事務由地區國家解決”的新路徑。沙伊復交、海灣國家間關系緩和以及多個地區對話機制的建立，都說明其更傾向于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矛盾，而非依靠外部力量介入。

最后，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普遍更加重視本國發展需求，而更少在意域外大國的“指揮棒”。沙特“2030愿景”、阿聯酋經濟轉型，卡塔爾多元外交戰略，都體現出中東國家將發展與穩定置于優先位置。持續的地區沖突和陣營對抗并不符合這些國家的安全訴求和發展利益。

“亞伯拉罕協議”本身絕非單純的和平倡議，而是美國重塑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的重要工具。特朗普試圖將其與美伊談判捆綁，反映出美國仍希望通過制度設計和聯盟構建維持地區主導地位。然而，沙特、卡塔爾、巴基斯坦等國的態度也表明，當今中東已經不再是外部大國可以單方面塑造秩序的地區。隨著戰略自主意識不斷增強，“中東人的中東”正從愿景走向現實，而地區未來的走向，最終應由中東各國及其人民自主決定。（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國別與區域研究院教授、伊朗研究中心主任王澤壯）

編審：邢硯薷 高霈寧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