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集團（G7）峰會舉辦在即，日本媒體日前披露，G7國家領導人可能不準備在峰會上發表聯合公報，以免暴露美國和其他成員國之間日益深化的分歧。曾幾何時，有所謂“富國小圈子”之稱的G7被視為國際規則甚至國際秩序塑造者，并因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重要位置，在重大國際事務中有著顯著影響。而通過年度峰會發表聯合公報，正是這個“小圈子”就全球重大問題向內交換意見、協調立場、達成共識，向外展示團結姿態的重要手段。如今，這個“小圈子敘事”似乎在愈演愈烈的分歧中顯得難以自圓。

50年前，為應對全球能源危機、維系西方霸權，美、英、法、德、日等7國創設了G7這一政治協商機制。基于當時7國的GDP占全球約70%的超強經濟實力，G7對國際政治、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的影響力顯而易見。其中，G7年度峰會的聯合公報突出較強的共識性，且具有一定的政治約束力，體現出該集團的共同意志。例如1978年波恩峰會后發表的聯合公報和1985年G5財長央行行長簽訂的“廣場協議”等，都對國際經濟形勢產生較大影響。

時過境遷，G7集團內部達成一致似乎愈發困難。2019年的G7法國比亞里茨峰會，首次沒有發表任何聯合公報。2025年的加拿大G7峰會也沒有發表聯合公報。今年6月即將在法國埃維昂舉行的G7峰會亦傳出類似風聲。聯想到2018年的加拿大G7峰會，美國簽署聯合公報后又退出的情形，說明G7內部難以形成高度的政治共識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小圈子”難以為繼。

近年來，以G7為代表的西方陣營內部出現了一系列問題，主要表現為互信下降、溝通不暢、認知錯位、利益矛盾凸顯。互信下降主要是個別大國奉行的“自身優先”原則，嚴重損害了其盟友的利益。就連華盛頓在大西洋彼岸的“鐵桿盟友”英國和德國，也發出“歐美關系再也回不到從前”的感嘆。溝通不暢的出現，則源于集團內部越來越難以形成平等的對話空間，傳統的G7正演變為“G1+6”的政治協商模式，即美國同其他6國的協調關系，伴隨而來的認知錯位也廣泛存在于G7內部。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這些國家及其組成的“小圈子”，已經越來越無力應對當前的國際問題和全球挑戰。今天早已不是幾個發達國家關起門來就能“拍板”世界問題的時代。能源危機、氣候問題、新興技術治理、國際產供鏈穩定等挑戰的應對，離不開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內的世界各國共同參與。如今，全球力量結構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重心持續東移，全球南方在國際事務中的主體意識明顯增強。G7作為上世紀70年代中期誕生的西方政治集團，已經反映不了時代發展的脈絡，一個習慣于維護既得利益的“富國俱樂部”，也難以回應世界對平等有序的多極化的強烈訴求。

G7難以形成聯合公報所暴露的，是過往西方主導全球治理能力的下降，也充分表明一個以多極化為特征的國際新秩序正在形成。

今天，伴隨全球力量結構的多極化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G7在全球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盡管出于維系全球霸權的需要，G7或許并不會解散或消失，但其影響力收縮、內部凝聚力缺失、功能邊緣化的衰變，也在說明G7的定位正從所謂的“全球治理核心”進一步滑落為不穩定的“西方協調平臺”。G7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的背后，是世界多極化潮流不可逆轉，是國際秩序民主化進程不斷向前，也是全球多數國家不再愿意被少數國家代表、安排和定義的時代回聲。（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