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據媒體報道,歐盟內部近期將召開會議,探討對華經貿政策調整。與此同時,一些歐洲人士錯誤地將歐洲制造業競爭力持續下滑歸因為中國帶來的競爭。歐盟制造業困境是如何形成的?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
嚴天欽:四川大學歐盟研究中心、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洪 勇: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
中歐貿易真正“過?!钡氖鞘裁矗?/em>
簡軍波
最近幾年,盡管受到各種干擾,中歐貿易關系依然強勁,2025年雙邊貨物貿易總量超過8000億美元。由于當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達3000多億美元,這被歐盟視為嚴重貿易“不平衡”,并將其原因歸結為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并正試圖通過具有歧視性的針對性規則來實現中歐貿易“再平衡”。然而,歐盟對中歐貿易“不平衡”的認識及其所采取的和試圖采取的措施是錯誤的,這不僅不會真正“平衡”中歐貿易,反而會加劇雙邊經貿摩擦,甚至惡化中歐整體關系。
目前的中歐貿易“不平衡”并非只存在于貨物貿易領域,在服務貿易領域,中方存在較大的逆差(483億美元,占中國對外服務貿易逆差的41.6%)。歐方只提貨物貿易中的對華逆差卻不提服務貿易順差,顯然具有一定故意。因此,雙邊貿易不平衡問題,實際上也包含服務貿易領域中方的對歐逆差問題。換言之,若歐方希望共同致力于解決雙邊貿易不平衡,那就應和對華服務貿易順差問題同時考慮,這樣才能顯示出其處理問題的公平性。
事實上,歐方將貨物貿易逆差歸因于“中國產能過?!保瑥暮暧^角度而言缺乏事實依據。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每一個國家會根據自身稟賦為全球市場進行生產,而不僅僅只是為了本土市場。從這一角度而言,每一個加入了國際分工的國家都會存在所謂“產能過剩”問題,區別只在于程度高低。盡管中國所生產的商品數量更多,但這沒有違背經濟規律,也沒有違背國際規則。只要中國商品有巨大出口需求,就意味著它們沒有真正過剩。因此,從各國為全球生產商品而言,每一個國家幾乎都存在“生產過?!眴栴},但由于全球需求市場具有巨大吸納能力,只要商品能被賣出去,就不是所謂“產能過?!?。
在中歐貿易關系中,真正過剩的是歐洲商品。在同類商品的全球性競爭中,它的許多商品日益缺乏與中國商品競爭的能力,比如風電設備、太陽能板、電動汽車或新能源電池等等,無法在全球消費市場上被銷售出去,從而顯得“過?!绷?。因此,不是中國產能過剩,而是歐洲商品因競爭力不足。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只有缺乏競爭力的商品才存在過剩,而具有競爭力的商品不應視為過剩商品。
要解決所謂雙邊貿易不平衡問題,除了中歐通過協商得到貿易解決方案外,最根本的辦法是歐洲提高自身商品的競爭力。這就需要歐洲拿出真正的魄力致力于科技創新,將更多的資金投入企業的創新研發和教育領域的人才培養,同時改革龐大的福利系統和優化預算結構,實現防務、醫療、創新、教育、福利等不同領域間的預算平衡,以最大程度實現創新能力的成長和提升企業競爭力。
從更廣泛的角度而言,歐洲正從地緣政治競爭視角積極尋求“再工業化”進程。在歐洲看來,在“再工業化”基礎上,歐洲才會真正具備開展地緣政治競爭的實力,并解決內部相對嚴峻的就業問題和相對不穩定的社會秩序。不過,基于地緣政治視角的歐洲“再工業化”努力包含著深深的重商主義理念,與中國的貿易“不平衡”,就被當成削弱歐洲“再工業化”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即使它通過各種保護主義和“安全化”措施來阻止更多中國商品進入歐洲市場,依然也無法真正解決其“再工業化”面臨的主要挑戰——工業化所需的勞動力因人口快速老齡化而不斷流失、缺乏可持續的安全可靠能源供應、福利制度帶來的高昂開支對創新投資的擠壓、“中等技術陷阱”引發對高科技運用的遲滯、日益嚴苛與繁雜的歐盟監管規則。這些正在不斷削弱歐洲市場的吸引力和商品競爭力。
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歐方更現實的做法是通過對話協商妥處分歧摩擦,推動中歐經貿關系穩定健康發展,助力產業鏈的深度互嵌,進而實現共同繁榮。
產業競爭力下滑,癥結在歐洲自身
嚴天欽
自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于2023年提出對華“去風險”主張后,歐盟對自身經濟安全、技術主權與產業競爭力的焦慮持續加劇,陸續出臺《凈零工業法案》《關鍵原材料法案》《外國補貼條例》《反脅迫工具條例》及碳邊境調節機制等一系列新規,系統性調整對華經貿政策,確立了以戰略安全為導向、以產業自主為核心的發展路徑。與此同時,部分歐盟成員國與機構頻繁將正常對華經貿往來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借炒作中國議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但此類舉措難以遏制歐洲產業競爭力持續下滑的趨勢。
首先,歐洲產業結構長期重服務、輕制造,導致創新動能不足、工業持續衰退。近30年來,歐洲持續去工業化,本土制造業萎縮與產業鏈不斷向外轉移。尤其是自冷戰結束后,歐洲長期缺乏系統性工業戰略與經濟安全布局,形成能源、制造、防務三重對外依賴,戰略自主權與產業競爭力持續弱化。2024年2月,覆蓋25個行業的1300余家歐洲機構聯合發布“安特衛普歐洲工業協議宣言”,已經警示歐洲工業正遭遇十年最嚴重下行壓力,若歐盟不優化冗余監管體系、加大公共投資、重塑良性產業營商環境,本土工業衰退與產業外流態勢將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俄烏沖突大幅推升區域能源成本,持續擠壓產業盈利空間。
受多重因素拖累,2024年歐盟企業研發投入增速由2023年的9.3%驟降至2.9%,融資難題成為“再工業化”的核心阻礙。2024年9月發布的《歐洲競爭力未來》報告顯示,2023年歐盟全球風投募資占比僅5%,遠低于美國的52%和中國的40%。
其次,歐盟產業政策碎片化、執行力不足,已然成為工業競爭力持續下滑的主要癥結。歐盟至今尚未出臺一份目標清晰、統籌全局的頂層產業戰略。為應對國際競爭壓力,歐盟陸續推出一系列扶持本土產業的法規與政策舉措,但部分政策偏重于監管約束,發展目標較為分散,資金保障也很難到位。比如,被寄予振興歐洲半導體產業厚望的《歐洲芯片法案》,整體落地進度不及預期。英特爾擬在德國馬格德堡建設、投資額達300億歐元的晶圓廠是該法案重點項目,但受補貼磋商分歧與德國財政緊張局勢拖累,已于 2024年9月宣布延期至少兩年。該項目暫緩,一定程度上放慢了歐洲高端產業本土布局的步伐。
再次,一些產業法規和政策合規成本過高,抑制企業創新活力。比如,為促進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補齊算力短板、強化數據治理,歐盟近年密集出臺《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人工智能法案》《數字歐洲計劃》《地平線歐洲》等政策法規,但嚴苛的監管顯著推高了合規成本,令中小企業和初創公司步履維艱,嚴重拖累產業創新,導致一些歐洲企業聯名抗議《人工智能法案》損害了歐盟的全球競爭力。而《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在保護公民隱私的同時,也顯著抬高了研發門檻。高合規成本擠壓研發投入,削弱歐盟人工智能競爭力,背離了促創新的初衷。
歐盟如今片面地將對華貿易失衡歸咎于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與政策扭曲,卻無視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市場需求迭代變化以及自身結構性短板。因此,如果歐盟對華采取貿易保護主義舉措,不僅無法根治歐洲產業競爭力不足的深層問題,還會加劇國際貿易摩擦、推高本土生產經營成本、拖累產業復蘇進程,讓歐洲陷入更深層次的發展困境。長期來看,弊遠大于利。
歐洲制造業的未來在哪里?
洪 勇
近年來,隨著歐洲部分傳統制造業面臨增長放緩、成本上升和國際競爭加劇,一些歐洲政界人士和產業組織開始出現一種聲音,認為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正在“摧毀歐洲制造業”。這種觀點在新能源汽車、光伏、電池等領域尤為突出,并逐漸演變為部分國家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重要依據。
從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看,將歐洲制造業面臨的挑戰簡單歸因于中國,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掩蓋歐洲制造業自身需要面對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對于歐洲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尋找外部責任方,而是如何通過創新重塑制造業競爭優勢。
制造業競爭本質上是創新能力的競爭??v觀全球工業發展歷史,制造業格局從來不是靜態不變的。英國曾長期主導全球紡織工業,美國曾在汽車、航空等領域占據絕對優勢。產業地位的變化從來不是因為某個國家“摧毀”了另一個國家,而是技術創新、產業組織和市場效率持續演進的結果。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持續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逐步建立起覆蓋原材料、零部件、生產制造、物流配送和市場應用的完整產業體系。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并非來自簡單的低成本競爭,而是源于持續創新與產業協同。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中國已經形成動力電池、智能駕駛、電機電控、充換電基礎設施等完整產業生態。大量企業在激烈市場競爭中不斷進行技術迭代,推動產品性能提升和生產效率改善。消費者最終獲得的是價格更合理、性能更優的產品。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企業獲得市場份額,并非因為削弱了歐洲制造業,而是因為更好地滿足了市場需求。
歐洲制造業當前面臨的挑戰,更多來自內部結構性因素。一方面,歐洲制造業成本持續上升。能源價格波動、勞動力成本增加、環保合規成本增加等因素,使部分歐洲企業在全球競爭中面臨較大壓力。另一方面,歐洲部分產業創新轉化速度正在放緩。歐洲在基礎科研、高端裝備、工業設計等領域仍然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但科研成果向產業化轉化的效率相對不足。一些前沿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周期較長,新興產業培育速度與全球市場變化之間存在一定錯位。
與此同時,全球產業競爭模式正在發生變化。過去制造業競爭更多集中于單個產品和單個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今天越來越表現為產業生態之間的競爭。企業不僅需要技術創新能力,還需要供應鏈協同能力、數據能力、場景應用能力和快速迭代能力。在這一背景下,擁有完整產業鏈和超大規模市場的經濟體往往能夠更快推動新技術商業化應用。這也是當前全球制造業競爭格局變化的重要原因。
因此,歐洲制造業的未來不在于限制競爭,而在于增強創新能力。第一,進一步強化科技創新投入。歐洲擁有世界領先的科研機構和創新資源,應繼續發揮基礎研究優勢,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等前沿領域保持技術領先地位。同時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進程,縮短創新鏈與產業鏈之間的距離。
第二,推動制造業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人工智能、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新技術正在重塑全球制造體系。未來制造業競爭不僅是產品競爭,更是數據驅動能力和智能化能力的競爭。歐洲需要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升級,提升生產效率和產業響應速度。
第三,構建更加開放的創新生態。創新越來越依賴全球資源配置。無論是技術合作、人才流動還是產業協同,開放都比封閉更有利于創新發展。通過加強國際合作,吸收全球創新資源,能夠幫助歐洲企業更快實現技術突破和產業升級。從全球綠色轉型的角度看,中歐合作創造的價值遠大于對抗帶來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