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傳統社交是人與人之間的雙向奔赴，今天的“Z世代”（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年輕人）傾向于將情感投射到看似單向的關系中，借此探索自我、他人與外部世界。日前，Soul聯合復旦大學發布的《2026年社交趨勢報告》中，“AI精神股東”一詞成為亮點。在每天與AI互動的群體中，77.3%的受訪者期待通過對話“更好地認識自己”。

這種現象被定義為“單向度社交”，亦稱“準社會交往”，描述的是一種對名人、網紅及AI聊天機器人產生的單方面情感聯結。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56年。社會學家唐納德·霍頓和理查德·沃爾敏銳觀察到，電視機前的人們會對屏幕里的演員產生一種如見老友的錯覺，仿佛與他們建立了親密關系。在媒介消費的過程中，受眾會將這些“遠方的陌生人”代入現實生活，產生強烈的情感依賴，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想象中的人際關系。從早期粉絲對銀幕偶像的癡迷，到如今直播間里用戶對主播“家人式”的打賞、對虛擬偶像私生活的過度共情，這種“我了解你，你卻不知我是誰”的單向關系，已然成為今天“Z世代”社交生活的新元素。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概念誕生之初對應的是大眾傳播時代“一對多”的邏輯，受眾只能單向接收，難以雙向互動。而今天的年輕人早已進入大眾人際傳播時代，連接近在咫尺，為何“Z世代”仍然熱衷單向度社交？

互聯網提供了近乎無限的連接可能，但這種即時觸達往往伴隨著情感深度的稀釋。粉絲追逐著精心包裝的公眾形象，社交媒體讓“遠方的陌生人”仿佛觸手可及；與AI對話，不必擔心言語冒犯。正如一些年輕人所描述的，這更像是在捏造一個完美的“影子”，如果“他”的表達不盡如人意，只需一鍵重來。

哲學家馬爾庫塞曾在《單向度的人》中寫道，在發達工業社會，技術理性成為衡量一切的尺度，不僅重塑了生產，更重塑了情感關系本身。技術營造的“準社會交往”在無形中抬高了現實交往的心理門檻，讓人在虛擬的“舒適區”里逐漸喪失批判與否定的能力。對“Z世代”而言，現實中的雙向互動往往意味著不可控的時間、情緒和精力投入。在學業、工作和生活的壓力之下，他們往往難有余力去經營一段需要磨合的真實關系，去面對真人社交中不可預知的冒犯、失控與摩擦。

更為關鍵的是，單向度社交本質上是一種以“己”為中心的敘事。《2026年社交趨勢報告》將“像愛朋友一樣愛自己”同樣列為十大關鍵詞之一。年輕人將“自我”視為一個獨立的、需要被溫柔對待的“老朋友”，在疲憊時拍拍自己的肩膀，在失落時對自己說一句真誠的鼓勵。這種與自我關系的重構，自然延伸到了與他人的關系模式中。單向度社交之所以吸引“Z世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它將“愛自己”的邏輯貫徹到底，無需為對方改變自己，一切關系都為“己”服務。

但硬幣的另一面同樣值得審視。單向度關系的危險之處，在于它以過度完美的回應，消解了真實交往中不可或缺的碰撞、反思與成長。筆者近期在調研中發現，一些沉溺于虛擬網紅的年輕人正陷入某種“鏡像困境”，他們本質上是在與自己社交。社會心理學家西蒙娜·施納爾認為，當年輕人轉向網紅尋求寄托時，極易滋生“不健康和緊張的關系”，他們將真實情感投射于無法真正回應的客體，而客體則可能將這些情感數據化、商品化。這種情感失衡將他們包裹在由自我偏好構建的信息繭房中，使其與他者、與世界的真實連接愈發稀薄。

當然，在特定階段，對偶像的認同、對虛擬角色的喜愛，確實能提供精神慰藉與歸屬感，甚至成為年輕人自我完善的動力。關鍵在于這段關系是帶來更深層的滿足，還是僅僅提供了一個淺表的“贗品”。單向度社交可以成為一面鏡子，照見自我的需求與匱乏；也可以成為一座橋梁，通往更豐富的外部世界。這取決于我們能否在投射的鏡像之外，依然保有走向真實連接的勇氣。（作者是蘇州大學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