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日本修憲動向再度成為輿論焦點。自民黨一方面以“安全保障形勢發生劇變”為借口，謀求增設“緊急事態條款”，試圖在大規模災害或遭受襲擊時將權力集中于政府。另一方面，自民黨還試圖在明確日本“放棄戰爭，不保持軍備、不承認交戰權”的憲法第九條中，寫入與自衛隊有關的條款。這意味著，戰后長期充當“幕后隱身者”的日本自衛隊，或將借修憲正式走到臺前。這讓筆者想起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一句告誡：“自衛隊如果成為輿論追捧的焦點，日本便危險了”。

追溯歷史，當年要求自衛隊始終處于幕后隱身的人，正是1954年自衛隊成立之際擔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

戰后不久，作為戰后日本安保政策奠基人的吉田茂以日本憲法第九條為屏障，嘗試化解美國要求日本重新武裝的壓力，以“非軍隊的武裝組織”的名義組建了自衛隊。1957年，吉田茂在會見防衛大學首期畢業生代表時明確告誡，“從加入自衛隊的那一天起，直到離開的那一刻，你們的職業生涯恐怕都不會得到國民的感謝與追捧”。

這番話，本質是吉田茂要求自衛隊接受“幕后隱身者”的宿命。吉田茂深知，自衛隊受到國民狂熱追捧，甚至被吹上天，只可能出現在日本遭受外部攻擊或發生大規模災害的國難之時。而鑒于戰前日本軍部掌權并最終失控的歷史，吉田茂決意以戰前軍部失控為戒，將日本的武裝力量嚴格置于法律與文官制度統制之下，而絕不能讓其成為聚光燈下的主角。

吉田茂擔憂的“自衛隊成為輿論焦點”的局面，戰后曾經出現過多次危險征兆。梳理戰后歷史，以下五個節點尤為典型。

自衛隊首次被廣泛熱議，是在1960年日美修訂兩國安保條約之際。在新日美安保條約框架下，自衛隊應扮演何種角色成為當時輿論的熱點議題。不過，彼時真正受到各方關注的是日美新安保條約將塑造何種軍事體制，而非自衛隊本身。

上世紀90年代，圍繞聯合國維和行動和日本武裝力量海外派遣問題，自衛隊再度引發關注。1992年，日本通過《PKO協力法》，首次派遣自衛隊赴柬埔寨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當時爭議集中于“自衛隊跨出國境是否違憲”，但其任務僅限非戰斗領域，尚未突破“專守防衛”底線。

2001年，美國發生“9·11”，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日本政府決定派遣自衛隊赴伊拉克，執行人道主義任務。當時爭議的核心是派遣自衛隊赴戰區是否違憲。

到了2015年，集體自衛權與安保法制的爭論，讓自衛隊第四次成為眾目睽睽的焦點。當年，安倍晉三政權推動通過安保相關法案，核心議題之一是通過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首次允許自衛隊在海外參與多國軍事行動。日本民眾在國會議事堂外組織了大規模示威活動，這也被視為戰后日本最大規模的安保論爭之一。

自衛隊最近一次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與2020年至今國際和地區形勢的變局密切相關。出于對中國快速發展的過度擔憂，美國和日本開始不斷炒作所謂“臺灣有事”等論調。隨之而來的是日本政府持續提升防衛預算，自衛隊“反擊能力”，即所謂的“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成為各方討論焦點。同時，以炒作“臺灣有事”為借口，日本加速強化西南諸島的防衛部署。一些人將這些舉動視為日本“面對中國崛起，應對時下安全保障形勢的必要舉措”，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所謂“臺灣有事”的宣傳造勢，不過是日本某些人想要擴充自衛隊武裝的一個借口。

在上述五個歷史節點中，政治層面上最具危險性的，恐怕就是2015年前后安倍晉三內閣推動通過安保相關法案的那次。解禁集體自衛權是戰后日本一項重大的政策方針變革，持反對意見的民眾組織了多次大規模游行示威，日本社會輿論的裂痕不斷加深。當時，安全保障成為日本國內政治中最具爭議的話題，“日本可能會被卷入戰爭”的不安情緒迅速發酵。而安倍晉三內閣通過改變憲法解釋來推進政策的做法，進一步激化了制度層面的爭議。

那么，如今的情況又是怎樣呢？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國內的安保斗爭時期相比，如今日本社會在軍事層面的緊張感持續攀升，日本政府的相關政策也在悄然推進。雖然自衛隊還未走到輿論的聚光燈下，但是日本的軍事力量早已在幕后持續得到強化。從吉田茂的角度來看，當下日本社會的這種現象令人感到一股更深的寒意。

從吉田茂的擔憂出發來審視當下的形勢，軍事議題被過度炒作固然十分危險，而日本政府在社會警惕性不足的情況下悄然推進強軍舉措，風險更甚。一旦它借修憲等方式公然將自衛隊定義為“作戰力量”，使之受到過度的追捧，回溯歷史，這將異常危險。吉田茂曾經的告誡，值得如今的日本政府警醒。（作者是日本媒體人，本文由浙江外國語學院徐偉信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