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由高市早苗內閣推動的設立“國家情報局”法案正式進入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審議階段。同時，日本政府明確計劃在2027年底前成立一個專門針對外國的諜報機構——“對外情報廳”。這一系列動作，與日本近年來否認侵略歷史、修改和平憲法、增加軍費開支等危險轉向相互印證，清晰地表明：日本正在走一條“情報先行”的軍國主義老路。

日本建立“國家情報局”與“對外情報廳”，絕非簡單的行政職能優化，而是暗藏三重危險轉變：

在職能權限上，從“分散”轉為“集權”。日本現有的情報體系相對分散，內閣情報調查室、公安調查廳、國家警察局等互不統屬，形成一定制衡。而新設立的國家情報局作為情報收集和分析的指揮中樞，不僅掌握著對各政府部門情報工作的綜合協調權，可強制要求各省廳提供情報，而且直接聽命于首相，由首相擔任議長的“國家情報會議”作為最高決策機構，從而實現情報權力的高度集中。

在戰略側重上，從“防御”轉為“進攻”。現有機構被日本右翼認為低效，公安調查廳行動范圍局限于國內、可用手段也局限于行政調查。而新設的“國家情報局”將擁有前所未有的權力，可以合法開展監控、調查與情報搜集。結合日本政府計劃成立的對外間諜人才培養機構，說明日本不僅意圖在國內監控民眾和輿論、灌輸右翼思想，還將情報觸角延伸到海外，重點對準周邊鄰國，為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實施軍事冒險進行情報準備，其戰略野心昭然若揭。

在全球角色上，從“‘五眼聯盟’編外”轉向“謀求自主行動”。過去，日本憑借其在東亞的地理位置、文化相近、人脈網絡等優勢，與“五眼聯盟”成員國陸續建立起情報共享機制，甘為美西方在亞太地區的“情報前哨”，但受限于本國情報體系而無法更進一步。如今對標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英國秘密情報局設立的“國家情報局”，賦予日本在戰術層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獨立性——不必向美國申請情報支持，即可自行招募、培訓特工、獨立策劃和實施人力情報滲透。

多家中外媒體將日本新設的“國家情報局”類比為曾在侵略歷史中扮演罪惡且危險角色的“特高課”（特別高等警察課）。這一類比并非空穴來風。

從權力結構看，二者權力均高度集中，“特高課”直屬內務大臣，“國家情報局”直屬首相，均為最高行政長官直接掌控的集權機構，缺乏有效外部監督。

從職能范圍看，二者均覆蓋“對內鎮壓”與“對外滲透”兩大領域，“特高課”對內制造“三一五”等政治慘案鎮壓進步力量，對外策劃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在占領區實施白色恐怖；而“國家情報局”同樣覆蓋國內思想管控與對外情報搜集等領域，權限遠超戰后任何情報機構。

從政治目的看，二者本質一致，“特高課”服務于軍國主義擴張與獨裁統治，“國家情報局”服務于修憲擴軍、擺脫戰后體制、復活軍國主義的政治目標，本質都是維護右翼獨裁、推動對外侵略的工具。

從歷史維度看，情報集權始終是軍事擴張的先導。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無一不是以大規模、成體系的情報活動為前奏。從甲午戰爭到侵華戰爭，日本在中國、朝鮮半島及東南亞各地密布特務機關，大批受過嚴格訓練的間諜以商人、學者、僧侶等身份為掩護，繪制詳盡地圖，滲透收買內奸，策劃分裂活動。可見，日本的情報體系，正是其軍國主義老路上最陰毒、最具預謀性的一環。

如今，在日本右翼活動頻頻的現實背景下，“國家情報局”與“對外情報廳”一旦組建并運行，不僅將嚴重破壞地區國家間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更將成為前方軍事打擊和地面滲透的“耳目”和“爪牙”，為日本全面軍事化掃除障礙。

今年恰逢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戰勝了日本軍國主義，贏得了戰爭的勝利；80年后的今天，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卻再次徘徊在亞太上空。歷史不容忘卻，悲劇不能重演。（作者系中國網評論員 邢硯薷）

編審：張曉雯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