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德國經濟研究所發布經濟預測稱，2026年德國經濟增長略高于0.4%，較此前0.9%的增長預期大幅下調。研究所專家表示，在經歷了三年的衰退和停滯后，德國經濟“幾乎已無緩沖空間”。

經濟增長預期下調的背后，是近年來德國產業發展面臨的嚴峻內外挑戰。俄烏沖突延宕、“特朗普2.0”時期的美歐紛爭，以及中東地區沖突再起，令冷戰后30多年來支撐德國經濟繁榮的基石支離破碎：德俄能源脫鉤，德國工業成本飛漲；美歐戰略選擇與價值觀分歧拉大，德國在政治、經濟和安全三方面面臨重壓；美以伊戰事不僅激化北約內部矛盾，其外溢效應還令德國能源成本進一步上升。與此同時，德國與中國的經貿往來邏輯也已發生變化。2025年，德國對華出口較2024年下降9.7%，不少德國戰略界人士據此認為中德已進入“產業競爭”時期。

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政府認為冷戰后德國工業發展依賴的“美國安全、中國出口、俄羅斯能源”三角平衡模式已難以為繼，其內部又面臨關鍵產業投資不足、人工成本居高不下、行政審批程序繁瑣等問題，導致德國產業發展缺乏“新活力”。在內外壓力之下，德國政界自然想要探索產業發展、維持經濟增長的新路徑，但這一轉型過程并不容易，其或將經歷國家、市場、監管規則與創新需求之間的拉鋸博弈。

當前，德國正在對“秩序自由主義”提出新的思考，開始為“國家指導”與“有選擇的產業保護”尋求合法性。“秩序自由主義”一度被視為戰后德國經濟模式的靈魂，其核心主張是：聯邦政府不直接干預經濟過程，而是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同時通過制度化的社會保障來對沖市場殘酷性。隨著德國政府認為其在地緣安全、經濟技術等領域面臨的競爭日趨激烈，開始在國內市場融入越來越多的“國家干預”，比如修改“債務剎車”原則，設立5000億歐元的“特別基金”用于基礎設施和國防相關建設。這一政策轉變必然帶來產業發展指導機制的改變，轉變過程也不會一帆風順——特別是保護政策對外部重要合作伙伴的針對，可能會帶來更多經濟和外交上的不確定性。

另外，德國還將面臨“標準規則”與“制度創新”二者如何相互適應的問題。今年4月，隸屬德國社民黨的艾伯特基金會圍繞“進步經濟政策”展開討論。會議提出要維護歐盟標準。德國政界認為，在AI、半導體與數字規則領域，歐盟失去標準與規則的制定權就意味著淪為大國附庸，其試圖利用歐盟單一市場巨大杠桿，將歐洲價值觀與勞工標準轉化為外資進入歐盟市場的標準。會議同時提出進行制度創新。德國前總理朔爾茨此前在一場活動中自嘲“德國20年修不好一條鐵路”，實際上揭示了當前德國行政效率低下，擺脫官僚主義的束縛勢在必行。如何讓創新政策同時適應規則標準、將二者之間的矛盾降到最小，或將成為德國政府面臨的下一個重大挑戰。

總而言之，當今的德國產業發展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若其能以“去官僚化”為突破口加強創新，同時在對待重要外部經貿合作伙伴方面找到競爭與合作的新平衡點，那么完全可能走出一條產業發展的新道路。為此，德國在對“秩序自由主義”的新思考中，即使融入更多的國家引導，也應當防止滑向過度的保護主義。是繼續沉溺于程序的正確性、保護性規則的“虛幻安全”，還是重拾制造業立國的效率與創新力、對待外部競爭的開放心態，這需要德國政界與經濟界共同給出智慧的回答。（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